原标题：良渚的故事

鸟瞰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蒋洋波摄/光明图片

卞家山墓地出土漆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国家文物局提供

良渚遗址出土的各种陶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文家山墓地出土的玉璧等玉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三叉形玉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20号墓出土的玉琮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墓地出土的嵌玉漆杯（复原）国家文物局提供

　　【守望家园】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碧波三万六千顷，连绵七十二峰，风景异常秀美。

　　富饶的环太湖地区，北至长江、南抵钱塘，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西部有茅山、天目山脉为天然屏障，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便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独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

　　西施浣纱的凄美、勾践卧薪的胆色、干将莫邪的壮烈，吴越故地曾为后人留下了无数传奇。然于春秋之前，这里却予人一种“若明若昧”的感觉，似是一片“化外之地”……

　　直至20世纪，当考古学家将一个美丽的名字纳入了历史的视野，我们才得以为这亘古的辉煌心生感叹。

　　这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

　　秦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本刊特邀她为您讲述500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的传奇故事。

　　1、于乱世中重见天日的良渚

　　对中国考古学来说，20世纪30年代还只是它的童年。

　　1936年冬季，在西湖博物馆任职的施昕更发现并一个人主持发掘了“良渚”遗址。隔年春天，他又请来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大专家，参观遗址指导工作。良渚遗址的发掘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

　　1938年，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山区参加抗战游击，一边克服困难继续考古整理工作，使得五万余字、百余张图片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得以在战火纷乱的上海正式出版。可惜不久，年仅28岁的施昕更就不幸病逝，刚刚起步的良渚研究就这样中断了。但是这本正式发掘报告，以其严谨科学的态度确认发现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令“良渚”这个美丽的名字早早地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为后人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线索。

　　解放后不久，夏鼐先生在对“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阐述中，正式提出和肯定了“良渚文化”，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只知道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阶段，广泛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这类文化被称为“黑陶文化”，因而夏鼐先生为“良渚文化”命名意义重大。

　　对良渚文化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通过苏州草鞋山墓葬的发掘，考古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良渚文化不光有黑陶，原来过去清宫旧藏、被乾隆皇帝当成汉代宝贝的那些玉器，居然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属于良渚文化！紧接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州寺墩墓地、苏州张陵山墓地、上海福泉山墓地一个个被发现和发掘，每个地点的大墓中都出土了丰富精美的玉器——从此，玉器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

　　历史往往有巧合，1986年，也就是良渚发现五十周年的时候，浙江省的考古学家终于在施昕更发现并命名“良渚”的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的显贵大墓。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注定是要由良渚人来为这个值得纪念的50年献上一份厚礼。反山和瑶山墓地的相继发现和发掘，让学界再一次为良渚玉器所能达到的艺术和技术成就而惊叹，出土“琮王”的反山墓地第12号墓葬，也无疑成为目前所知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王墓”。

　　考古学家研究的不仅是精美的文物本身，而且要通过各种高新科技手段的运用，来理解物质文化产生的背景，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良渚遗址内，发现高等级大墓的同时，莫角山土台作为遗址中心的宫殿区被发现；2007年，发现了围绕着中心土台和反山王墓的大型城墙；2015年，遗址群周围大型水坝等水利系统通过多年调查试掘得以确认。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墓地。比如：江苏的常州高城墩、无锡邱城墩等高级墓地，上海在福泉山墓地旁边新发现的吴家场墓地，都为了解整个良渚社会的分层分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跨过长江出现在苏北地区的蒋庄墓地、浙南山区的遂昌好川墓地——这些走出长江三角洲地带的良渚文化因素，也让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良渚文化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最终，2018年，经过反复论证和准备，“良渚古城遗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正式的提名申请，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历时80多年，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良渚文化”，终于在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重见天日，正式走上世界人类文明史的舞台。

　　2、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圣地

　　良渚古城遗址，属于今天的杭州市余杭区，东北距太湖60余公里，处于一个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中，三面环山，往东面向富庶的杭嘉湖地区。作为整个良渚文化的权力和信仰中心，它并没有占有通常所说的“地利”，而是偏居整个王国的西南一隅。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区的范围大概是14余平方公里，根据遗迹功能和类型，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城址”，包括中心的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古水系；第二类是“外围水利系统”，包括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第三类是分等级墓地，包括最高等级“反山”“瑶山”两处墓地、代表第二等级的“姜家山”墓地、代表第三等级的“文家山”墓地和位于外郭代表最低等级的“卞家山”墓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良渚古城也不是。大约距今5300年前后，掌握识玉、用玉技术的古代先民开始大量迁徙到良渚，随着对玉料资源的控制和制玉技术的提高，最早出现了“瑶山”墓地这样的最高等级的祭坛墓地。这个相对独立、人工营造的台地，不仅是良渚人进行特殊仪式活动的祭坛，而且作为最高等级人群的墓地使用。在祭坛上一共发现了12座大型墓葬，分成两排，男女分列。墓葬中陪葬的玉器显示出复杂又严格的用玉制度，成为社会分层的物化表现。

　　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中心的宫殿区和外围水利系统就差不多同时建造起来了。宫殿区主要包括莫角山土台及其南侧的池中寺、皇坟山台地。

　　莫角山土台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也是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工土台。莫角山土台堆筑时，利用西边一部分自然高地，先用取自湿地沼泽的青色淤泥填高洼地、修整台型，然后再统一堆筑黄土，形成东西长约63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将近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规整台地，相当于40个国际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西边自然地势略高的部分，人工堆筑淤泥黄土的厚度大概是2～6米，东部低洼的地方，人工填高堆筑的厚度超过10米。经过测算，整个莫角山土台的工程量达到200多万个土方量，可以说是目前所知全球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人类土木工程。

　　在这个庞大的人工土台上，规则排列着三个长方形的宫殿台基，今天的名字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几个台基之间有沙土混合分层夯筑的广场和其他房址。另外，由于在莫角山东坡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因此这里应该建有粮仓。

　　大莫角山是三座宫殿台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长175米、宽88米，面积1.5万平方米，是6.3个故宫太和殿面积之和；而且，它的相对高度达6米，海拔高度18米，是整个良渚古城遗址中的制高点。在这里，考古发现了南北两排共7座房址，并且整个台基周围有一圈围沟，彰显着这个台基在整个宫殿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考古学家推测，这就是王的居所。

　　幸运的是，早在1986年，当地考古学家已经发掘了与之相对应的同时期的王的墓地，这就是“反山”。反山墓地紧邻莫角山宫殿区的西北角，共清理出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与莫角山同时期的王墓9座。最重要的无疑是出土了“琮王”和“钺王”的第12号墓。这个王墓一共出土了600多件（组）随葬品，除了几件陶器和几件残损的漆器，剩下的全是玉器。其他这一等级的墓葬也是如此。显然，精美的玉器是当时权力的象征，也是王墓中几乎唯一的随葬品。

　　跟反山墓地、莫角山宫殿区差不多同时，良渚遗址西北部的大型水利系统就开始营建了。这个已经有5000年历史的治水体系非常庞大，并且很多部分今天仍然屹立于山谷之间，唯有到过现场才能体会这一工程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

　　经过调查试掘，目前可以确认的有11条堤坝遗址：修筑于北部谷口位置的6条组成高坝，南边地势略低处的5条组成低坝。根据谷口宽窄，这些水坝长35～360米不等，坝体宽约100米，堆筑高约10～15米。高低两组堤坝形成一个前后两层的防护体系。另外还有一条独特的山前长堤，位于遗址中心区以北大遮山山脚前100～200米，总体呈曲尺形，中段还是双层坝体结构，全长达5公里，现存有3～7米高，20～50米宽，总土方量约198万立方米，是整个水利工程中最大规模的单体工程。而整个水坝系统人工堆筑土方量高达288万立方米，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为什么在5000年前，良渚先民要集合那么多的社会力量来建造这样规模巨大的水坝呢？根据古环境、遗址布局及后代水利系统的经验，考古学家和水利专家推测，当时的水坝兼具了防洪蓄水、灌溉、运输及调节水系等功能，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水利系统。天目山充沛的雨水在夏季非常容易形成山洪，这对良渚古城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测算，现在的高地坝系统可以形成总面积13平方公里多、总库容达4500多万立方米的库区。这样，雨季来临时可以解除洪水威胁；旱季则可以补充水量，满足这个大型城市人口的用水及城内外水道交通的流畅。

　　良渚社会在5000年前后已经达到了它的高峰期：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区，为王族建造了多处高等级墓地，有专门生产大量高级玉器的手工业，以及集合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的复杂又庞大的水利系统。然而这还远远不是良渚古城遗址的全部。大约在宫殿区初见两百多年后，围绕着中心莫角山土台和反山、姜家山等不同等级墓地，一个更大规模的城池被规划建造出来。

　　整个良渚古城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910米、东西宽1770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比4个故宫面积之和还要大一些，是同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古城。这个城的规划巧妙利用了西南角和东北角的凤山、雉山两个自然山体，城墙总长约6公里，除南城外无城河外，其他三面均是内外有河，形成夹河筑城的形式。目前一共发现了8处水门，四边各有两处，另外在南城墙中部还设计了一座由三个夯土台基构成的陆城门。

　　良渚城墙的营建方式非常特殊，这是根据本地区海拔低、基底大多为湿地沼泽堆积的特点而专门设计的。一般底部先铺垫一层厚约20～40厘米的石块作为墙基，起到加固作用，然后再用取自山上的黄土夯筑。最近的发掘中，发现墙体使用了草裹泥的方式，这跟最早的水坝和莫角山宫殿区的营建技术有一脉相承之处。

　　作为中国史前最早的超大型城址之一，良渚古城遗址的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并不是孤例。差不多同时或略晚，在长江中游、黄河流域中下游及陕北河套地区，都出现了类似作为区域中心的超大型城址或城址群。不过，良渚古城遗址可以说是目前考古工作最全面、各类研究最充分的一处。整个遗址的发展变化进程、古城内外布局结构，以及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不同功能区的发现与研究，都积累了大量材料和认识；而水利系统更是独一无二的高超成就。因此，“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良渚古城遗址堪当此任。

　　3、五千年前经济发达的国家

　　著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的伦福儒教授，近些年成了良渚文化的推广大使。他不光在各类演讲中频繁举例，最近更是在国际知名的考古学类期刊《古物》上，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共同署名发表文章，专门介绍良渚这个复杂社会，他称其为“早期国家社会”。

　　其实早在世界注意到良渚之前，国内学术界对良渚的考古成果和学术意义已经有了广泛认可。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学说的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早年在莫角山上就曾说过，这里就是“古杭州”；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已故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是神权和军权并重的国家形态；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新石器考古专家严文明先生更在2016年良渚文化发现八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讲道：“假若良渚是一个国都的话，那些（指福泉山、寺墩等）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

　　正如严先生所说，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只讨论和研究良渚古城遗址是不够的。其实整个江浙沪地区的考古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据不完全统计，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即环太湖地区，目前已经发现了多达60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为我们比较研究良渚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区域布局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除了良渚古城遗址，在浙北地区、上海青浦地区、江苏的苏州地区和常州地区，都有相对独立的良渚文化区域中心。这些区域中心大多体现为高等级的墓地，每个墓地规模都不大，也跟良渚的反山瑶山一样，随葬大量高等级的良渚玉器，不过也有不同于良渚的、本地区的特色。比如上海福泉山墓地，除了玉器外，还随葬大量精美的黑陶器，并且不像良渚古城内的王墓，玉器数量质量都高度统一，福泉山的玉石器则来源多样，这跟上海周围没有山，无法获得玉料有关。福泉山甚至有来自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一些装饰品和陶器，表现出这个区域中心贵族获取不同渠道资源的社会权力。又比如常州的寺墩遗址，最新的考古调查发掘显示，在寺墩周围还有很多墩体，组成一个较为庞大的土台遗址群。这里面年代略早的高城墩遗址，出土了跟良渚遗址瑶山墓地完全一致的玉器，应该是从良渚古城直接获得的高等级成品；而到了年代略晚的寺墩遗址，则大量随葬本地区批量生产制作的高节玉琮和大型玉璧，玉料也同良渚遗址的不大一样，显示出这个区域中心有自己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制作自己需要的高等级手工制品。

　　同时，在普通村落遗址中，也能发现不完全统一于高等级信仰体系的一些社会活动。有的墓地中看到用大量同类陶器来表现地方性的地位和权力，比如海宁的龙潭港就喜欢用大量陶鼎，而松江的亭林就喜欢用大量的双鼻壶；还有的墓地中则看到用玉料制作农具，以此随葬来体现农业村落中的社会分层，可见稀缺的玉料资源和高级的制玉技术并非完全被最高阶层所控制。

　　能够支撑这样一个富庶的社会，支撑密集分布的聚落中庞大的人口，足见良渚时期的农业经济是相当发达的。举一个水田遗址即可说明。位于余杭临平的茅山遗址，只是一个普通村落，但经发掘的稻田面积竟达5600平方米，合83亩；这些田块由五条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和南北两条东西向的河沟分隔，每个田块宽20～30米，长近80米，面积1000～2000平方米，这样的水田规模完全可以媲美甚至超过历史时期的传统农业。并且良渚文化有伴随水田发展形成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最为完整的农业工具组合，包括掐穗的、割杆的不同收割工具，还有用于耕地的石犁、破土器等。

　　正是将良渚古城遗址放在整个“良渚古国”当中，它的中心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同其他良渚文化重要遗址相比，良渚古城规模宏大，功能复杂，遗迹种类最为丰富多样；

　　其次，在与其他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遗址的对比中可以发现，良渚古城与这些次中心的关系是单方向、往外辐射的。在这些次级中心可以看到从良渚古城直接获得的高等级玉器等身份标志物，但是在古城中却鲜见来自其他良渚遗址的物质文化影响。这种单中心的政治格局，使良渚古城成为良渚文化唯一、也是最高等级的社会政治中心；

　　同时，良渚古城也是整个良渚文化的宗教中心。目前良渚文化分布区所见的各类遗物，特别是玉器、刻纹陶器、漆器等，其纹饰、母题、风格都与良渚古城保持高度一致，并且表现于玉器上的神人兽面以良渚古城遗址所见最为繁复多样，可见这一物化形式背后所承载的早期宗教、思想内容是由良渚古城遗址的使用者来创造、解释并传播的；

　　最后，良渚古城也应当是良渚文化相当范围内的经济中心。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目前良渚文化中唯一所见利用自然地貌对水资源进行大规模管理的实例；水坝、莫角山人工土台、古城城墙等大量公共性建筑和设施的营建需要大量的劳力支出和人员管理；莫角山东坡、池中寺台地发现的大面积炭化稻米堆积亦说明古城内具有相当规模的粮食储存能力。古城内外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水田，古城发掘中也鲜见良渚典型的农业工具；反而同玉器手工业相关的作坊遗址在古城内多有发现，由此可见，城乡差别早在良渚古国时就已经存在了。

　　原标题：良渚的故事

兽面纹玉管 图片由作者提供

琮王及其上刻划的神徽及线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

玉牌饰 图片由作者提供

玉鸟 图片由作者提供

玉龟 图片由作者提供

　　【守望家园】

　　这是

　　一个发掘了80多年的遗址，

　　一个凝聚了4代考古人理想与信念的遗址，

　　一个走过了25年申遗路最终梦圆的遗址，

　　一个实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遗址。

　　它就是——良渚。

　　谈到良渚文化玉器，就不得不从比它更早的安徽巢湖凌家滩遗址说起。距今5500年左右的凌家滩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石分野”。玉，专指软玉，不再仅仅是“石之美者”。在此之前，“石之美者”的价值更多地在“工”（制作技术）而不在料，材质本身作为资源的价值并不突出。软玉的集中使用同“线切割”“片切割”等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些“制玉技术”则彰显出对玉材价值的珍视。而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则体现为特定材质、特殊技术及纹饰形态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复合体。

　　从玉文化的角度，良渚的兴起可被理解为继凌家滩之后继续寻找玉石之路的过程。从凌家滩到良渚早期，环太湖地区发现有多处良渚早期高等级玉器做随葬品的墓地遗址。这可能是贵族手工业团体在寻找玉石资源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落脚点的例证。

　　考古发现，最好的玉石资源和制玉技术均体现在贵族墓葬当中。从瑶山反山开始确立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地位到后来逐步建立的良渚古城，这个特殊的区域中心同资源、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到了良渚时期，玉器的发展开始变得更为秩序化，良渚人对玉资源和技术的管理同早期信仰结合在了一起。“纹”以载道，藏礼于器——由此开启了中国礼制和礼器的传统与实践。

　　1.“纹”以载道

　　要理解良渚文化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秩序，也不妨从这传道之“纹”和为礼之“器”入手。

　　良渚文化玉器上精细的雕工令人叹为观止，精致一点的黑陶器上也往往留下了纤细如发的纹样。尽管今天的研究者尚不能对这些独特的纹饰逐一释义，却已经发现了其中大概的规律。大多数的良渚纹饰不外乎一个母题：神人兽面与鸟。

　　神面纹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主题。其中有神人和神兽的区别。让我们从良渚的“琮王”开始来认识它。

　　“琮王”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重、纹饰也最为繁缛的一件良渚玉器，出自反山12号墓。它的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个繁复的神人兽面的组合图案，总共8个。对这个图像的解释多种多样，最普遍的认识是它表现了一个巫师骑着神兽在天上飞行的样子。主体上部是一个人，脸呈倒梯形，圆圆的眼睛由两重圆圈组成，两侧还有小三角形表示眼角，宽嘴阔鼻，嘴里刻了上下两排十六个牙齿。头上戴的是一个巨大的羽冠，外层共有22组放射状的羽翎，高高地伸向四周。他耸着肩膀，平举手臂，向下屈肘，用双手扶着身下的坐骑，肘关节位置还突出表现，有点像机械人的模样。他的坐骑瞪着一对大眼，眼珠浑圆，眼睛则是微微上挑的椭圆形。它的鼻子和嘴形状都和人相若，只是嘴里多了两对上下相扣的獠牙，牙齿也弄得尖尖的，颇为凶煞。人和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兽的两眼之间有桥形的连接，这可能是象征着凸出的额头。兽面下部是作蹲踞状的前肢，弯曲的关节也用突出的卷曲纹表示了出来，三爪的脚蜷曲着，似乎随时都会迎面扑将过来。

　　这个图案是良渚文化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它常常被称为“神徽”。神徽的表达可以非常具体也可以非常抽象，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件琮王上的另一组图案，更好去理解神徽的结构。

　　琮王的四角上还有完全一致的以转角为中轴线对称展开的图案，图案也可以分成上下两组相同的单元，一样是总共8组。从转角的位置看过去，不难发现这个单元图案和神徽有可以完全对应的构图形式与内容。上面是有着小小重圈眼睛的巫师的脸，眼睛两边用细线表示了眼角，鼻子仍旧是宽宽的还很凸出，上节的顶端有两条平行凸起的横棱，棱上刻划了平行密集的道道，棱之间还有同神徽一样的卷云纹饰，因此可以看作是羽冠的变体。下面更是兽面的翻版，有一样的眼睛、额头和鼻子。人和兽的嘴巴、身体都同样被简化掉了。（不要忘了兽面两旁还有新的图案，那是良渚的鸟，在后文中我们还会与它相遇。）

　　琮王转角上的组合是良渚文化中十分有规律的一种图式。我们几乎在每一件玉琮上面都能看到类似的表现，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玉器上面也有。有时人会单独出现，而有时独自出现的也会是兽面。如果两者同时出现，则必定是“人—兽—人—兽”这样从上到下的排列顺序。有人在的时候，横棱状的羽冠总是在人面的上端；人面不在的时候，神兽也会戴上同样的帽子。从这样极具规则化的图案形式中，我们渐渐可以看出，神人和神兽是互有关联甚至可以互换的两个形象，

　　相比之下，刻在玉器上的鸟就显然是配角了。尽管它们的刻工繁缛精细，但每一次都出现在神人兽面身边，则注定了它与神人兽面的“寄生”关系。我们要再回到“琮王”那里，刚才忽略了兽面两侧的图案，那就是这类鸟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鸟的头、翅膀和身体都被变形和夸张化了，它的身体宛如神兽的一个眼睛。因此，也有学者将之视为鸟、目组合纹。富有意味的是，这类鸟图案迄今只出现在反山、瑶山和上海福泉山、吴家场这四个墓地出土的玉器上，似乎说明鸟的助力多少显示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

　　良渚文化的匠人是善刻而不善雕的，很少可以看到他们做出具体有轮廓的艺术作品，他们的才华和技艺都倾注在了一刀一笔的刻划中。不过在少之又少可以归为造型艺术的遗物当中，就有相当比例的鸟。这些玉鸟大多张开双翅，造型古朴简单，与其他良渚玉器的繁缛的风格迥异。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这样简简单单的样式，有一件的头部仍旧被刻上了宽鼻巨目的兽面，似乎工匠脑海中就有那挥之不去的形象，下刀便自然只能是它。再细看去，这些鸟的头部仿佛都是兽面的变形了，鸟也因之变得不再普通，而成了神面的另一种化身。

　　良渚玉器纹饰反映出整个社会在精神领域的高度认同。神人兽面纹的分布地域与良渚文化范围吻合，贯穿良渚文化始终；这一母题不仅在玉器上被大量表现，也见于其他材质的载体，如象牙器、漆器、陶器等；神人兽面的组合表现变化多样，但万变却又不离其宗。

　　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而《说文解字》中，“灵”字条下释巫为“以玉事神”，或许良渚的权贵们，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正是“以玉事神”的最早的巫觋。

　　2.藏礼于器

　　除了神秘的图案以外，特有的造型及其功能也是良渚古玉研究的重点，这重中之重就是玉琮。“琮”是《周礼》所记载用以“礼天地四方”的“六器”之一，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就是见于良渚文化，因此对良渚文化玉琮的解读关乎古礼，引来圈内圈外无数人的关注。

　　良渚玉琮既然是琮的“原版”，它奇特的形制就的确值得细细推敲。现在看到的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一类被称为“镯式琮”，顾名思义，外形和镯子相似；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这两类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并且大多四组对称排列。镯式琮往往比较矮，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节琮一定是上大下小的，这种头重脚轻的设计似乎太不近人情，以致乾隆皇帝和很多海外博物馆，不认得上面的神人兽面，都把它们倒过来放稳才踏实。

　　还是看“琮王”这件重器。从俯视角度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和后世认为的天圆地方并无直接关系。刻意将器壁做成弧面以获得最大化的视角观看兽面纹，可被理解为通过特定器形来更好地承载和展现纹饰的力量。良渚晚期，人们开始普遍使用高节琮，其上只能见到非常简化的神人纹；而在同时期，漆器和象牙器上却能见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因此，我们应该从资源和技术角度的变化为出发点，来考虑晚期玉器纹饰和器形的变化。由于原有玉料资源枯竭，晚期含铁量高的深色玉料已不再适宜刻划细纹。于是，玉琮开始更多用“形”去承载自己的信仰体系，并且不断被后来的人转用并给予新的解读。良渚纹饰却随着材质技术的退化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钺”，《说文解字》说：“戉，斧也”。

　　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成为一种随葬品。早有学者论证过“王”字与“钺”字具有同意同源的关系，说明钺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有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钺在墓中出现，是军权、神权、统治权合一的表现。但在良渚文化中，尚未见到特殊的有关战争的遗存，良渚社会是否强调军权（又怎样强调军权），或是否存在军事权力的集中仍不清楚。我们所看到的钺，似乎更关乎于礼。

　　良渚文化的钺，可以分为玉和石两种。其形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质地的差异反映了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是不同凡响。

　　玉钺中的重器“钺王”，与“琮王”出于同一墓中。两面各刻划了一个完整的“神徽”，神徽下方也各有“神鸟”相伴。与之相配的还有钺的端饰，也就是安上柄后位于木柄头尾端的玉质装饰。这类端饰刚发现时不知为何物，发掘者曾经根据外形称其为“舰形器”；后来，在发掘中观察到了它们和玉钺配套放置的情形，又对照其他完整的石钺模型，才确定了它们与玉钺的组合关系。

　　周武王伐商的时候，曾有过“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的记载。而玉钺（比如这件“钺王”）一般在墓中就位于左侧，可能也是由墓主人左手所持。尽管墓中出土的玉钺大多精美光亮，毫发无伤，似乎并未参与过什么讨伐之战，但是，由此不难想象当年它的主人大权在握的那种气势和威严。

　　3.用玉制度

　　一件精美的玉器要花费不少人工，这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是在技术仍旧原始的史前时代。因此在良渚文化中，对玉石手工业经济的控制，对玉产品的消费，既是社会权力的表现，也是社会权力的来源。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通过研究“古物”来认识古人和古代社会，物质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墓地犹如一个个凝固的社群，从墓地规模、结构和随葬品等方面，我们得以管窥古人的世界。仅仅根据随葬玉器的优劣多寡，良渚社会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分出四级以上的社会单元。

　　最高等级的墓地往往有人工营建的土台，墓葬排列有序，男女有别，每个墓主人都能获得琮、璧、钺等最高等级的玉器，从种类、纹饰和组合上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同时，良渚古城遗址内的“王”墓还比其他一般次中心的更为讲究，会有一整套复杂的头部和胸部装饰。

　　在略低于各级中心墓地的聚落内，虽然无法使用成套的玉礼器，但零星获得的刻有神人兽面图案的各类玉器，也同样是被整个社群所认可的重要物件，它们通常被放置在重要墓葬中的固定部位，表达相同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显示出整个社群获得高等级社会资源的能力。

　　在最普通的村落里，来自高端制玉系统的产品就见不到了。但良渚人总还是好玉的，因此仍会有些坠饰装饰品，大多也不是真的软玉，只是美石罢了。

　　良渚社会用玉制度表现出来强烈的一致性，一方面反映出整个社会具有高度一致的“一神”化崇拜的早期信仰体系，而这种集体认同表现在物质层面上就产生了良渚玉器这样独特又统一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唯此才可以集聚或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这些“文化符号”的制作和流通。

　　良渚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它仅凭借基本生计资源（即农产品的交换和分配）获取社会权力，并达到区域内的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整个长江下游高度统一的物质文化更多体现在了玉器上。因此，很大程度上，良渚的社会权力来源于对玉石资源的掌控，以及对玉器所承载的信仰体系的建设和实践。

　　长江下游自给自足的淡水资源和水稻技术是这个社会得以复杂化的基础条件，却非社会权力赖以集中的基础。良渚贵族集团和高等级社会网络均是基于稀缺资源以及相配套的专门化技术所产生的。无论是玉器、象牙器还是漆器，它们都是复合技术体系下产生的非实用产品。这就意味着，若要获取它们，必须有能力去集合各类资源与技术。背靠着庞大的资源与技术体系，这些产品的价值得以体现。这样的手工业经济及其承载的信仰体系，既是良渚社会权力的来源，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来源的主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