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郑佳明，湖南工商大学文新学院院长，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社科联主席，红网名誉主席，《故事湖南》主讲人等；分别在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学少年》中担任总监制和总策划。

　　上月底，在美丽的洞庭湖畔，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组织高端师资力量，与市社科联共同举办“国学与管理高峰论坛暨第三十六期国学践行研修班”，携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岳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佳明教授受邀主讲《湖湘文化与忧乐精神》。

　　忧乐精神是岳阳“四种精神”（求索精神、忧乐精神、骆驼精神和平江起义革命精神)中的一种。那么，忧乐精神缘何而来？它又与湖湘文化有着怎样的联系？郑教授用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为我们送上了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为此，记者对郑教授进行了专访。

　　湖湘文化是流域文化

　　湖南人为什么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湖南是有文化准备的，这种文化准备就是湖湘文化。湖湘的思想与湖湘学术、湖南人的精神、湖南人的血性构成了湖湘文化三个主要方面。

　　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湖是洞庭湖，湘就是湘江，湖湘文化实际是流域文化、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主要讲古代和近代。古代湖南人与全国各地比较不很突出，有时候出现文化高峰，大多数时候文化不是很发达。在近代，湖湘文化和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相结合，绽放出了异彩，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湘人身影。他们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满怀救国的情怀、救国的理念，为此付出了行动、乃至生命。如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和毛泽东等，数百位湖南人在中国思想政治军事舞台上异常活跃，业绩辉煌，影响深远。

　　湖南人为什么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凭的是时势造英雄，阶级民族矛盾聚集，三湘四水风云际会；另外一方面，湖南是有文化准备的，这种文化准备就是湖湘文化。现在对湖湘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有三点是大家公认的：

　　一是湖湘的思想、湖湘学术。不说屈原、贾谊，不说周敦颐、张栻，只说近代以来，王船山返本开新的转型思想，陶澍、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曾国藩、左宗棠的洋务自强的思想，谭嗣同维新变法的思想，黄兴、蔡锷和宋教仁民主共和的思想，一直到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引领中国探索前行；

　　二是湖南人有精神，忧乐精神、尚武精神、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变革的精神。楚蛮性格、宗教情怀，还有楚辞汉赋唐风带来的绮丽隽永的文学艺术，从屈原到贾谊、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留下的千百诗篇滋养着湖南的读书人，孕育着刚柔兼济、忧乐万家的湖湘情韵；

　　三是湖南人的血性。与自然的磨合造就了湖南人坚强勇敢的性格，历史变迁中的征战锻炼了湘人的战斗性格。

　　先天下后自己

岳阳楼记 资料图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即为苍生、社稷、人民。范公把国家和人民摆在了前面，这里就体现了一个大我和小我，先天下后自己的思想。

　　目前，忧乐文化还没有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但忧乐精神相对提得比较多。文化和精神还是有差别的，精神更多的反映是精神状态、价值选择和气质性格；文化则更宽泛一些。那么，“忧乐精神”从哪儿来的呢？岳阳提出这个思想，应该说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很大的关系。岳阳楼是天下名楼，《岳阳楼记》是天下名篇，以此作为一个精神传承，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忧”和“乐”连在一起，应该说是从《岳阳楼记》才开始的。在这以前，“忧”和“乐”是两个分开的概念，范仲淹把它们放在一起，既有修辞上的美感，又有哲理上的升华，审美愉悦和哲思开悟，《岳阳楼记》千古传诵，岳阳和岳阳文化也受益匪浅。如《岳阳楼记》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最后得出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思想，而且很美的一篇诗歌散文，也是范仲淹的一个创造。

　　从字面上解释，“忧”和“乐”实际上并不深奥，它是指忧伤和快乐。快乐这个词世界通用的，在英文叫作happiness，是幸福、快乐的意思。忧伤指的是不好的遭遇、不好的心情。忧伤和快乐本来是分开的、个人的私事，范仲淹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把忧和乐联系起来了。同时赋予了道德意义，这个道德意义就是个人的忧伤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和遭遇是相联系的，而且这个联系很重要。谁忧谁乐？孰先孰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即为苍生、社稷、人民。范公把国家和人民摆在了前面，这里就体现了一个大我和小我，先天下后自己的思想。

　　忧和乐统一于“诚”“仁”

　　忧乐精神与湖湘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融为一体的，它是这种大文化中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一个小的技巧，它是贯穿于儒家仁爱始终，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通达的思想境界。

范仲淹画像 资料图片

　　“忧乐精神”与跟湖湘文化有着什么关系呢？这个联系不是直接看得出来的。范仲淹不是湖南人，但是《岳阳楼记》写的是湖南名胜，忧乐精神在湖南传播，进入湖湘文化范畴，这是没错的。但这只是第一个层次，紧接着我们发现，范仲淹对忧和乐的阐述实际是对古代仁爱思想的继承。《岳阳楼记》写到，“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他希望世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于物，于己，于君，于民，如何处理？追求“古仁人之心”，除了道德之外，范仲淹讲忧和乐追问到有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首先是一个价值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仁”，这个系统的主体是“心”，人心。别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每次说的都不一样，从来没有给“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千年之后的一个湖南人，周敦颐，对“仁”的含义进行了极有价值的阐发，黄宗羲说他“破千年之暗”。周敦颐写了《太极图说》，对中国的儒学进行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是从“颜回之乐”这个典故开始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在简陋的小巷子，虽吃着粗茶淡饭，睡觉时枕在自己的胳膊上，但是不改其乐。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程颢和程颐说，周敦颐就是讲这个故事，把二人带进了理学。儒家文化开始时是“实践的”“感性的”文化，到了宋朝，走向哲学和理性。“颜回之乐”这个典故承载着理学的核心思想，成为从宋到明清儒学发展的重要思想线索。

　　范仲淹的“乐”与颜回之“乐”有关系吗？实际上颜回之乐即是范仲淹之乐，皆是“古仁人之心”的追求。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20多年后的1017年，宋明理学之开端者周敦颐出生了。我们不知道周敦颐是不是读了范仲淹的诗，但范仲淹在自己的诗《睢阳学舍书怀》中写道：“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表达了他追求的是颜回的乐。颜回之乐把周敦颐和范仲淹这两代思想家联系起来了，把千年文脉联系起来了，把忧乐精神与湖湘文化联系起来了。

周敦颐画像 资料图片

　　周敦颐开创的理学文化，即是湖湘文化的高峰也是儒家文化正宗，“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诚”统合了“忧”与“乐”两个思想。在理学系统内，周敦颐认为忧和乐都体现了一个“诚”字，从孔子、孟子，以及思孟学派提到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他们都认为“诚”是儒家文化“仁”的根本，那么理学就以诚为本体。这个本体与忧乐的关系是，忧与乐统一于诚。当一个人诚的时候，此心光明，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与万物一体，就达到了神圣的、快乐的境界，这就是至高无上的乐，这就跟佛教里讲的涅槃、西方讲的超脱一样，达到了乐的最高境界，这个时候人是真正的快乐的。

　　范仲淹可能是无心插柳，把颜回之乐写进了《岳阳楼记》。周敦颐把它接过来（不能说继承，因为我没有根据），接着对忧和乐进行阐述，成为儒家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实际上，忧乐精神与湖湘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融为一体的，它是这种大文化中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一个小的技巧，它是贯穿于儒家仁爱始终，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通达的思想境界。所以当一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他是真乐，是大乐，是达到了乐的最高境界。

　　诚即仁，忧和乐统一于诚，统一于仁，这样的思想就是一种哲学、气象，不仅仅是一个“先忧后乐”的道德问题，它是一个本体的问题，物我的关系问题。

　　进阶价值体系和哲学体系

　　忧乐精神也好，先忧天下也好，它是一个价值体系，后来经过周敦颐理学的发展，变成了一个哲学体系、信仰体系，忧乐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

屈原画像 资料图片

　　忧乐精神实际上成了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不好说是主流，但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从屈原、贾谊，到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以及后来所有到湖南来的文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有历史背景的。在古代，湖湘是荒蛮之地，战争频仍，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是偏远之地，成了朝廷安置贬谪官员的首选之所，大量文人流寓至此，从而形成独特的“流寓文化”。这种文化带来的都是忧伤的基调，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悲情意识，所以湖湘文化里面渗入了这种意识，所以我们在总结湖湘文化的时候，先提出来“先忧天下”，就是一个“忧”字打头。忧乐精神也好，先忧天下也好，它是一个价值体系，后来经过周敦颐理学的发展，变成了一个哲学体系、信仰体系，忧乐进入一个更高的体系，后来才有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王船山几十年为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深山老林里写作；才有了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有近代黄兴、蔡锷、毛泽东那么多革命的先烈和先贤，英雄和豪杰，他们的忧患意识、忧乐精神就是为了人民、为了天下，忧乐精神是一直渗透在湖湘文化里的。这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使忧乐精神得到深化、升华，使这种价值观非常深刻地体现了理学的“内圣外王”，达到“天人合一”，达到了物我合一。

　　《岳阳楼记》本身有很强的感染力，再加上后来湖湘文化中所体现出强烈的“先天下后自己”的忧患意识，慢慢地就形成了湘人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忧乐精神最后升华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