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瑜

　　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有一次最牛的考试。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载“是岁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皆不落”。不仅是取士众多，而且是英才辈出。这其中就有曾巩、张载、王回、王无咎、吕大钧、程颢、苏轼、苏辙等人。

　　当时的科场，盛行着四六时文，特别是京师国子监出身的举子们，普遍追求四六时文的新奇怪癖，钩章棘句，哗众取宠。这种被称为“太学体”的文章在科举中很有市场。欧阳修决定在主持这次高考时痛革科场积弊，刷新文风。他明知许多官宦权贵人家子弟是“太学体”的仿效者，但依然不顾一切地严申考场纪律，提倡应试文字采取比较实用的散文，并明确规定，不允许有空谈文章。当时，有一个叫刘几的考生，在考卷上发表一番高谈阔论后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在他的文章后面发表评语：秀才刺，试官刷。但有一个人在这次高考中本来应该成为状元，因为欧阳修的谨小慎微而屈居第二，他就是苏轼。他的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行云流水般，颇有《孟子》之风。另外一位考试官梅尧臣建议点为头名，欧阳修疑是自己的江西同乡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便定为第二名。后来才知道这位考生是苏轼。

　　当时，这一批人正是英气勃发、年富力强，都期盼着在政坛上和文坛上大显身手，一展才干。贡举中得人之盛，号称一时。于是从宋仁宗后期开始，文坛上人才济济，欧阳修成为了文坛领袖。从欧阳修的密友尹洙、梅尧臣、苏舜钦，到受欧阳修引荐的苏洵、王安石，再到直接出于欧门的苏轼、苏辙、曾巩和间接受益于欧阳修的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在宋一代无不得到欧阳修培养、熏陶，因而这一代人大多都具有类似的人格精神和学识修养，从政为文各有千秋，欧阳修的创新精神也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