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邬吉成 王凡，原题：《在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逝世的日子》本文系节选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又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到305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305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负责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的警卫工作。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4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在院子里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情。朱老总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90高龄的朱老总到305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1976年2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

　　……而此时此刻，又一位革命前辈，一代元戎将要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