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武健华，原题：亲历者谈抓捕“四人帮”：整个行动只用了35分钟，节选

　　“305”是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修建的一所小型医院的代号。当初的要求是，既要便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疗养休息，又要便于他们在病中坚持工作，接见客人，会见外宾等活动，尤其是要有利于随身、住地、院内活动等的安全警卫工作。这些是市内现有各个医院都做不到的。

　　1972年1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因结肠癌去世，1月10日下午3时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事先并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但毛主席于下午1点多钟睡醒后，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而且立刻就走。

　　八宝山殡仪馆室温很低，虽然用一大空汽油桶装满烧红的煤块，但起不了多大作用，站久了，我们都感到很冷。参加追悼会回中南海之后，毛主席就有了低烧。据医生说，因为肺部的感染引起心脏受到损害，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再加之“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身体远不如过去，病情严重。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4个月后，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周恩来总理癌细胞转移的迹象。真是祸不单行。

　　5月12日，在为周总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这引起了医生的高度警惕。经向周总理一再说明情况，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在周总理的配合下，又作了几次尿样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尿化验报告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并且令人心惊胆战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知情者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为慎重计，警卫局保健处又将京、津、沪三地的有关专家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会诊，大家对于周总理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之后，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同有关专家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病情，说明尽早治疗的好处，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病情，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清清楚楚。根据有关要求，他在北海公园西墙外养蜂夹道选了一块环境幽静、空气新鲜的地皮为院址，准备修建一所小型医院。这所小型医院各方面的要求都相当高，从设计、用料、施工、装修以及参加修建的人员，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工程上要完全合乎标准。主体建筑是青砖与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四层楼。第一层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人设置的，有卧室、办公室及会见外宾的大厅，并有相应的附属设备。房屋的墙体结构厚实坚固，抗震能力强，房间高大宽敞，光线充足明亮。“305”在1973年底完成主体结构，1974年春装修待用。按编制序列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住进了305医院，在这里治疗、办公、会见外宾等。在医院里，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75年4月19日，那时我负责金日成来访的警卫工作。19日，邓小平陪同周总理会见金日成、朴成哲。在场的总理贴身警卫张树迎告诉我，总理的脚肿，脚上穿的那双布鞋是为了这次会见临时定做的。此后，总理不断参加会议，接谈工作，会见外国客人。据总理身边医生讲，只在最后十余天他才放下了一切工作，直到1976年1月8日上午在305医院逝世!

　　1974年毛主席到长沙视察时，初期汪东兴没有随同出去，那时他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手术后高烧不退，经过长时间的治疗，身体才逐渐见好。这年深秋的一天，他的秘书电话通知我，说东兴同志有事找我。我迅即去医院见他。

　　一见面，他开玩笑似的说：这一次差一点翘辫子(死的意思)，要是翘了辫子有些事还说不清楚。我想了一下，这一时期有三件事要向毛主席作书面报告：

　　一是建造“202”这幢房子。这件事虽然口头报告过毛主席，但这是件大事，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还需要向毛主席写个报告。二是建造“305”。这是为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作为小型医院使用的。三是贯穿于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在战备工程重新修建时，在桥的两侧树起了两米多高经过艺术加工的铁栏杆，既是为了美化大桥，也是为了阻挡那些寻死轻生的人跳湖，当然也是与保卫“202”、“305”的安全相一致的。

　　汪东兴告诉我，用他的名义分别写三份报告送毛主席。谈话的第二天，三份报告起草后经他审阅同意，送给了时在长沙的毛主席。三份报告毛主席都圈阅了，后存入中央档案。

　　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让张耀祠打电话给汪东兴，说他的病好些后可以去长沙，一面在长沙继续治疗，一面照料毛主席皮肤病发作请大夫治疗等事情。后来汪东兴曾对我说：“那时在长沙时，小平同志、周总理、王洪文、江青都去过毛主席处。我因病未好，没有到机场去接他们，都是张耀祠到机场接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