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刘一颖 王明奕，原题：《王志胜：铁道线上斩虎豹》
早晨八点,距离枣庄高铁站四公里远的临山公园,迎来三三两两晨练的市民。阳光轻如薄纱,铺洒在这片革命纪念圣地,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副队长王志胜和第四任政委赵明伟就安息在此。一路东行,沿着一条伸向林中的小路右拐,便是小说《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人物原型——王志胜之墓。初春时节,天气微凉,松柏挺拔,冬青墨绿。墓碑旁一株新植的柳树,竟已吐出新芽,似有岁寒之心。
3月14日,王志胜长子王金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今年67岁的王金国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说起父辈的抗日故事,滔滔不绝,采访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
火车站的“二把儿头”
“我爷爷一家住在枣庄火车站边上,我父亲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四。”据王金国介绍,王家世代传承打铁手艺,“那时候,带金子边的物件(指带有“钅”偏旁的字)大多出自我们家学徒之手。”王金国的祖父曾是火车站的“大把儿头”,带领工人搬运物资,家境比较宽裕。王志胜于1911年出生,年幼时,父亲就过世了。从小在铁道旁长大的少年,时常沿着津浦铁道捡拾从车厢中滚落的煤核煤渣,积攒起来,换取烧饼和零用物品。13岁时,王志胜就进入中兴煤矿公司作矿工,努力分担家庭重担。
中兴煤矿公司成立于1878年,矿厂位于峄县,是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族矿业,也是中国近代设立较早的民族资本煤矿,曾与开滦、抚顺齐名为中国三大煤矿,而且是其中唯一的“民族股份制企业”,享有“能与外煤抗衡者惟中兴公司也”的赞誉。
王志胜在这里开始矿工生涯,也是在这里踏上了抗日的道路。“1937年12月,日本鬼子12架飞机轰炸枣庄,重点轰炸了枣庄煤矿。以前叫中兴煤矿公司,就是现在的枣庄煤矿,他们还轰炸了枣庄火车站。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交通枢纽,一个是工业基地,伤亡数百人,设备被炸毁,煤矿停产。”与王志胜一同停工在家的,还有洪振海。洪振海比王志胜年长一岁,两人自幼相熟,在煤矿公司工作时,相互帮衬照应。
“当时枣庄矿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叫王福振,他找到洪振海和我父亲,动员他们二人加入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他们都在三连,还分别被任命为班长。”王金国说道。经过在部队的学习与成长,洪振海、王志胜两人被分别提升为三连一排排长与三排排长。为了及时获取枣庄日伪情报,此前被派往苍山县锄奸学习班进行学习的洪振海与王志胜又接到新的任务:回到枣庄矿区,组建鲁南抗日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王志胜任副站长。为了搜集更多有效的情报,两人“另谋职业”掩护身份。“洪振海家祖传木艺,很会做木工,于是他买了一套工具,走街串巷,修理门窗家具。我父亲因祖父人脉,在火车站作‘二把儿头’。火车站流动人口多,信息也多,能获得许多情报。”王金国告诉记者,由于洪振海、王志胜均不识字,只能将搜集的情报告诉王志胜的妻子,由其牢记后前往距离火车站十几里路外的小屯村,转述给“隐藏”在村中的峄县二区区委书记兼交通员刘景松。
“义和碳场”里拉起鲁南铁道队
1939年10月,在苏鲁一带活动的抗日义勇队奉命改编为苏鲁游击支队,归属进入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建制。随着抗日队伍的整编与扩大,对情报的需求也随之而升。“情报站就两位站长,获得情报十分有限。”经过上层领导的批准,情报站得以扩充人员,经过洪、王两人观察,陆续发展了八九位成员。“徐广田、赵永泉、李云生、曹德清等人就是在那时加入的情报站。”
“我大爷王志修开了一家碳场,将碳烧制成焦炭,利润高。我父亲考虑到一队人时常聚在一起,太过注目,便和大爷商量,把碳场当作‘据点’。”王金国笑着说:“他们找来一位有文化的先生为碳场取名,想到前有义和团,就定为‘义和碳场’。”被日伪军紧密封锁的义勇总队正在抱犊崮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境遇凄紧。情报站将大部分碳场利润偷偷运进山区,支援根据地建设,用剩余的钱购买了大量流失在民间的枪支弹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人员、武器都已准备就绪,情报站向上级提出成立小型武装组织的申请。上级接受刘景松转达的申请,并意识到情报站成员均为党外人士。提出申请半个月后,洪振海、王志胜接到通知,前往齐村接回“组织派来的党代表”。
刚一到村口,王志胜发现有一位穿着十分破烂的男子。“穿着一件烂棉袄,棉絮都露出来了。脚上是铲鞋,露出了脚趾头。看着就像个要饭的。”走上前一看,是旧相识、三营副教导员杜季伟。抵达义和碳场后,杜季伟掏出一张纸条:“同意成立鲁南铁道队,任命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任副队长,杜季伟担任政委。”杜季伟化名刘鹤亭,接替赵永泉为管账先生。1940年初,鲁南铁道队获批,标志着“鲁南铁道大队”(即后人常说的“铁道游击队”)的正式成立。“其实‘铁道游击队’这个名字,是由《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的名字演化而来的,时间久了就流传了下来。‘鲁南铁道队’是‘鲁南铁道大队’的雏形和前身。”王金国补充说道。
鲁南铁道队成立不久,杜季伟通过培养、考察,发展了王志胜等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杜季伟任支部书记,王志胜任组织委员。“毛主席号召,支部建在连上。铁道队也确实如此。”
一洗洋行喜获特务名单
1938年底,鲁南抗日情报站刚刚成立不久,洪振海、王志胜二人接到上级任务,希望他们能提供两部电话机。“那时候电话机可不常见,我父亲想到了他时常揽活的洋行。”所谓的“洋行”,是日本人于1939年1月开设在枣庄火车站南侧的“正泰洋行”,又称“枣庄国际公司”,洋行共有三名掌柜。
每日在火车站招揽生意的王志胜机警地注意到,洋行大掌柜不时在屋里打电话。于是,王志胜与洪振海合计,想办法从洋行获取两部电话机。考虑到两人势单力薄,仅有一支五发子弹的短枪,洪振海提出,动员游民宋世久加入,一举拿下洋行。“宋世久原来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位旅长的警卫员,台儿庄战役以后,他溜回家中,身上有两支驳壳枪。他吸大烟,又养着外室,很需要钱。于是,我父亲找到他说:‘久哥,前几天我看到洋行大掌柜在收拾皮箱,里面的法币和日元都要溢出来了。’宋世久一听,心动了。”按照约定,三人晚上九点在西沙河桥头汇合一起行动。
寒冬时节,九点钟的夜晚寂静无声,住在铁道旁的人们早已枕着火车声入睡,洋行里的掌柜们不知危险将至。三名掌柜各住一屋,相隔三十多米,三掌柜住在最靠里的屋内。按照计划,大掌柜由宋世久“负责”,洪振海控制二掌柜,王志胜收拾三掌柜。待王志胜站定后,以其跺脚为行动信号,各自入屋完成任务。“谁知道宋世久一激动,提前开枪了!”彼时,王志胜刚到二掌柜门口,听到枪声后,立马跑进三掌柜屋中。黑暗中,王志胜摸索着走到床前,一摸床上空空如也。心中不禁焦躁的王志胜转身走向门口,忽然感觉脚下踩到软绵绵的东西,赶紧一摸,原来听到枪声的三掌柜裹着被子滚到了床下。没有丝毫犹豫,王志胜拿枪抵住被子,按住挣扎的三掌柜,连开三枪。
洋行响起的枪声,惊动了院外驻守的日伪军。听到屋外响起的枪声、犬吠声,王志胜急忙跑出屋子,这时,洪振海已击毙二掌柜,二人跑到大掌柜屋中,拿起里屋与外屋的两部电话机匆忙离开洋行。两人与宋世久汇合时,宋世久手中正提着一个皮箱子。“打开皮箱一看,里面有几件女子用的雪花膏、袜子,还有两双草鞋、几张照片,以及两个写了几页的笔记本和写满字的两沓信纸。”宋世久看到费劲力气得来的皮箱里,装的竟是这般东西,跳脚不干。在洪振海与王志胜的极力安抚下,宋世久拿走了雪花膏和袜子以及皮箱。虽然洪振海与王志胜不识字,但冥冥中感觉笔记本和信纸十分重要,便连同两部电话机交给刘景松。刘景松认真看过后,表示中日文掺杂,也不解其中之意,决定交上级领导。
“后来,刘景松告诉父亲,原来上面记录着日军已发展、正在发展和有意向发展的汉奸特务名单。”这时,洪振海、王志胜二人才知“洋行”实为日本搜集情报的驻点。原本只为两部电话机血洗洋行,没想到竟将日军在枣庄地区部署的情报网破碎在摇篮中。
再攻洋行除日特
血洗洋行第二天,心中忐忑的王志胜如往常一般早早来到火车站。看着洋行迟迟不开门,佯装毫不知情的王志胜问身边的工友:“是不是掌柜们睡过头了?咱们一道进去看看。”来到三掌柜的屋中,王志胜看到三掌柜正端坐在床上,吓得转身就跑。“王头儿,不要跑,快叫宪兵队送我去医院。”“三掌柜,我怕血,我这就去。”王志胜先跑到大掌柜屋中,“发现”电话机不见了。“三掌柜,电话不见了。怎么办?”“赶紧去火车站打电话。”
王志胜打完电话后,回到屋中帮扶着三掌柜,身上沾满了血。“父亲是怕被狗嗅出前一晚身上的血气,趁机把自己身上抹满了血。”看到王志胜不顾血迹将自己送上车的三掌柜,十分感动,视王志胜为“救命恩人”。“平日里,大家都称呼三掌柜为金山掌柜。后来,二洗洋行,还离不开金山掌柜的帮忙呢。”王金国说。
伴随全民族抗日掀起阵阵高潮,不少日军侵略者在战场负伤。据王金国介绍,枣庄地区部分负伤的日军中高级官员被送至“正泰国际洋行”。表面上是向日本人出售日用百货的商铺,实则为日本开设的特高科,特高科的机关长是大佐茅山郎,共有13名日本人与1名翻译在洋行居住。特高科搜集了大量抗日根据地情报,使抗日武装多次受挫,损失惨重。
拔掉这根毒刺,势在必行。鲁南铁道队先后三次派人前往洋行侦查,但因洋行只向日本人开放,侦查结果并不尽人意。杜季伟提出正面强攻的建议,得到队员们认同后,前往山区向上级申请行动批准。
“父亲假装去洋行买酱油,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洋行,打探情况。”被守卫拦在院外的王志胜正发愁时,金山掌柜碰巧经过。因特高科占用洋行,原本收集经济情报的金山掌柜被迫迁出洋行,租住在普通四合院中,成为“单纯”的日本商人。被撵走的金山掌柜对特高科心存不满,虽不知当年打伤自己的人就是王志胜,但已察觉王志胜是“八路”。
金山掌柜带王志胜进入洋行,顺利“买到”酱油,并带着王志胜在洋行中“散步聊天”,王志胜趁机暗暗记下日军的人数以及人员分布。是夜,洪振海、王志胜带领15名队员,拿着从大刀会借来的刀,趁着夜色前往洋行。每逢夜晚,洋行正门落锁,于是,王志胜带人从后墙挖洞进攻,洪振海在正门接应。直到凌晨三点,后墙终于挖透,刚刚能进去一个人。王志胜身先士卒,透过墙洞进入洋行。铁道队一举端掉特高科,正待转移时,被火车站的日军警备队发觉,探照灯把洋行照得通明,日军向洋行逼近。洪振海急中生智,命队员将洋行大门门锁砸开,队员们冲出洋行,得以安全撤离。此次袭击洋行,击毙日特13名,翻译1名,缴获长短枪6支和其他战利品一宗。“杜季伟回来一看,洋行已经被拿下,欣喜不已,用枣庄地区的民间小调《小五更》写了一首歌,歌唱此次行动呢。”
同年6月,在奇袭洋行胜利的鼓舞下,鲁南铁道队又以奔袭的方式,成功地打了敌人的一次票车(客运车)。他们先派12名队员分别化装成商贩、工人、农民,暗藏武器,携带美酒、烧鸡、红烧牛肉等菜肴,从峄县车站上车。火车运行后,日伪军见到好吃的便围上来,队员们热情地“慰劳”日伪军。火车开过枣庄站后,押车敌人已喝得酩酊大醉。洪振海、李云生等趁机跃上火车头,将司机捆住,亲自驾驶,加速马力。火车一过王沟,猛然刹车。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由王志胜带领的20名短枪队员趁车速放慢跃上火车。洪振海拉响汽笛,队员们几乎同时开枪,将押车的12名敌人全部击毙,缴获长短枪12支和伪钞8万元。战斗仅用了十多分钟。此战,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兵力。
鲁南铁道队也因之大显神威,敌人大为恐慌和震惊。从此,鲁南铁道队的神奇故事广泛传播开来。
炸桥梁扒铁路
鲁南铁道队破袭临枣铁路,扒掉铁轨3里多,使铁路一周多不能通车。“他们在津浦线上打鬼子,把鬼子打得是魂飞魄散,炸桥梁、扒铁路。当时战事吃紧,鬼子许多军用物资得通过津浦线往外运。不要说停一个星期了,整个津浦线停运一天,他们就受不了。”此外,鲁南铁道队还砍断电线杆万余根,中断敌通讯数日;截获敌货车一列,部分货物运到山里根据地,剩余的分给抗日群众。遭到铁道队连续打击的日军则变本加厉地对铁道队实行疯狂的报复,致使铁道队在枣庄附近的活动极为困难,不得不向临城一带转移。
“当时还有两支铁道队,一支是孙茂生领导的临城南铁道队,一支是田广瑞领导的临城北铁道队。三支铁道队整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为大队长,父亲为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从那时起,父亲被大家称为‘大队副’。”王金国介绍说,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
鲁南铁道大队成立后,更加活跃。日军停在火车站的机车,多次被他们开出车站搞翻或撞毁,货车时有脱轨,或被摘掉几节甩下;特务、汉奸和作恶多端的伪乡、保长被除掉。受到打击的敌人多次纠集兵力对铁道大队活动区域进行“扫荡”和“蚕食”,这使得铁道大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上级领导得知他们的处境后,将其调到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整训。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于8月初,鲁南铁道大队以新的姿态重返阵地,投入新的战斗。
鲁南铁道大队出山后,形势依然严峻。敌人部署严密,敌伪据点增多,交通要道岗哨林立。面对困难局面,队员们依旧信心满满。1940年8月,铁道大队在津浦铁路沙沟与韩庄间制造了一起日军军列脱轨翻车事件,致所载坦克、大炮损毁,汽车大部分报废。9月,根据军区“为配合山里反扫荡,要立即破袭临枣铁路及其沿途通讯设备”的指示,铁道大队和发动的数百名群众将临枣铁路铁轨扒掉3里多长,砍断电线杆100余根,使敌交通和通讯中断,迟滞了日军行动,为山区反“扫荡”争取了时间。同年11月,他们又在沙沟与塘湖间截获敌方一货车,击毙押车军警,缴获甚丰。
自1941年开始,日军把华北地区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集中大批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鲁南地区抗日军民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投入大规模的破袭战。他们兵分四路,破铁路,颠覆敌列车,砍断电线杆,断敌通讯,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
日军“扫荡”山区根据地后,返过头来“扫荡”微山湖地区。1942年4月20日,日伪军三千多人突袭微山岛。“岛上除铁道大队外,还有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峄县支队、沛滕边大队和水上区中队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计五百余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各支武装重创敌人之后,分头突围。“洪振海在此前与松尾日军的战斗中牺牲了,刘金山当选大队长。”是年6月,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接见刘金山、王志胜等人,为他们安排了新的任务:打通华东经鲁南至延安的秘密交通线。
护送领导忘生死
“1942年8月,刘少奇来枣庄地区调研。据我父亲说,刘少奇住了一周,先后在界沟庄、小北庄、草窝庄等五个村庄进行调研。”王金国说道。
接到“护送胡服到达微山湖区”命令的鲁南铁道大队迅速部署,刘金山、王志胜、杜季伟等人反复研究了护送路线和方案。“过津浦线的当天下午,我父亲买了几只烧鸡几瓶酒,带了几个战士上附近的伪军岗楼拉近乎。”王志胜以替日伪站岗的名义,换上伪军的衣服,打开探照灯照清道路。这时,刘金山、杜季伟带着胡服经过。“当时胡服牵着一头大骡子,没想到探照灯一照,山里的骡子受惊,把胡服甩到沟里了。”恰恰这时一辆日军的装甲车巡逻经过,千钧一发之际,王志胜赶忙上前交涉,日军一看是伪军的装扮,就没有继续盘问下去。“说来也有趣,这骡子跟通人性似的,关键时刻一声也不叫。”
随后,王志胜带领队员将胡服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微湖大队。在帮助胡服等人搬背包时,“一提背包怎么那么沉啊,难怪他们走路就好像扛着个大麻袋似的,一问才知道,背包里全是黄金,这20多个人每人背了20斤黄金”。
因为护送任务完成得出色,那位名叫胡服的领导交给王志胜一封信,让他捎给鲁南军区司令部。“回家后,父亲一忙,给忘了。直到母亲洗衣服时,才想起。”后来才知道,那位“胡服”其实是刘少奇。那封信是一封调研总结信,也是一封表扬信。“一是要保护好这条秘密交通线,确保畅通无阻;二是当前敌强我弱,行动要慎重,不要过于刺激敌人,同时要做好伪军工作;三是搞好政权建设,扩大武装;四是活动在这里的几支抗日武装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还对这次的护送行动提出了表扬。”
同年11月,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护送肖华去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肖华赋诗称誉:“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夺械粮。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远东洋。”1943年11月,新四军军长陈毅一行八人由苏北进入鲁南,铁道大队安全护送过津浦铁路。陈毅送给他们几支短枪,在微山湖船上听取了刘金山的汇报,给予赞扬,并站在船头上触景生情,吟诗一首:“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畔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正说着,王金国的手机铃声响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