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洞庭湖码头（资料图片）

 □  李望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的重心已基本完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长江流域经济不断上升，地方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相应发展。隋炀帝开运河后，长江、珠江、黄河三大水系联成一体，水运事业迅速发展，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

  物流与港口

 湖南产米，源远流长。至唐代，“开元二十年(732)以后，粮食仰给东南，多循隋代所开之通济渠漕运京都”。唐德宗时，江西、湖南、福建、鄂岳、岭南每年有漕粮620万石运往京师各地，其中湖南、鄂岳、岭南等地漕粮运往京师，必经城陵矶方能入长江。鉴于当时的地理水文条件，漕粮运输船队亦常在城陵矶避风过夜。

岳州窑青瓷自晋朝发展起来，到隋唐时达到鼎盛。岳州窑的中心产地在现湘阴县的城关镇、铁角嘴、芦林潭一带，都在湘江河畔。岳州窑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鉴于当时运输条件，大部分是从城陵矶出口的。唐代中期，长沙铜官窑瓷器兴起，长沙铜官窑瓷器有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有褐斑贴花，自釉绿彩等品种，这类瓷器，可算是当时瓷器产品的最高水平，远销浙江、安徽、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和东南亚各国。扬州、宁波、广州是唐代重要的国际贸易商业都市，出海口岸。在多处唐代遗址中，均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长沙窖瓷器。就目前所知，海外出土长沙窑典型器物的就有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等国。长沙窑瓷器的外销，只有通过城陵矶入长江才能达到扬州、宁波等地，城陵矶是湘北出口的最后一站，城陵矶当时设有相应的关卡和税收机构。城陵矶镇市场，配有瓷器销售，以供从川、荆等地沿长江而下去扬州、宁波等地过路客商自由采购。城陵矶港成了岳州窑、长沙窑产品的集合地和转运站。

岳州产茶，盛于唐，始贡于五代。唐德宗时，岳州便设有征收茶税的机构，为茶叶出口的一道关卡。五代十国时，马殷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地，建立楚国。“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客，官收茶税”，908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25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楚地一时种茶盛行，茶叶出口成了水运的大宗货源。城陵矶港是楚国进出口的咽喉之地，四方商贾，由长江入楚买茶也应经城陵矶。因而，楚国在这里设立邸店，开放市场，大做茶叶生意，买茶卖茶商船络绎不绝。

至宋朝，茶叶已和米、盐一样，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一日以无”的饮料。因此，制茶业和茶叶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荆湖南北路(南路治所设潭州——今长沙；北路治所设江陵)，为宋代江南产茶重点地区之一。年产茶“总为岁课，江南1027万余斤”，而“荆湖247万余斤”。荆湖南北路所产之茶，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州，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可见，荆湖产茶，不但充岁贡，而且远销邦国。

荆湖名茶对商贾贩运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茶之为利者甚博，商贾转至于西北，利尝于数倍”。而当时，茶叶“转至西北”的运输路线，又唯水路莫属。荆湖南路所产之茶出口，必须经城陵矶出湘入长江，运往西北；至于“远销邦国”的所有荆湖南北路茶，则全要经过城陵矶而达扬州、宁波，外销他邦。

 据《宋史·食货志》载，当时茶叶贸易续五代时风，实行官卖。“民之欲茶者售于官，其给日用者，谓之茶食，出境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场，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隆庆《岳州府志》载：“旧有城陵矶批验茶引所”。茶引是买茶执照一类的凭证，茶叶出口须批验茶引，方可放行。

人流与港口

据史书记载，最早来岳阳境内游历的要算春秋时期的楚昭王。屈原逐沅湘期间，饱览湖湘秀色，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威扫六合的秦始皇也曾两度横过洞庭湖。南朝宋颜延之的纪游之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楼作》等诗词的出现，说明当时岳阳已经成为游览胜地。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谈形胜者，未尝不首及巴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唐开元四年(716)中书令张说贬官岳州、嗣后张九龄、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一大批名士诗人，接踵而至。当时的岳州，陆路运输远不如水运，而名士骚人要赴岳州一览洞庭胜景，自然乘船而来，城陵矶乃岳州外港，又是出入湖的必经之地，且“城陵逐末地，迩亦有儒风”，相传，三国东吴名士虞翻有故居在城陵矶。城陵山为岳州境内名山，城陵矶乃吴楚名矶，三江口更是历代争战地。名士骚人在此小憩，一探名山，二访古人，发怀古之幽情，这是很自然的事。大诗人白居易就有“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的诗歌；从荆江而下去夏口之客，也常在城陵矶下泊舟小憩，遥看洞庭，隔水歌咏。凡此种种，无不为城陵矶港口扩大影响。

 造船与港口

荆湖地区河港纵横，船一直是这里的重要交通工具。因而，造船业在荆湖地区发展较快。早在唐朝，巴陵县之新墙就可以制造载货贸易的掘头船，唐张志和有《渔父词》：“青草湖，月正圆，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掘头船，乐在风波不羡仙”。至南朝，荆湖一带始能制造大型战船。刘宋时期，曾制造上千艘战舰，有飞龙、翔凤、金翅、青雀、舴艋等称号的船。陈朝的华皎，也曾在湘州造金翅大舰二百艘。

南宋初年，洞庭湖区农民起义首领钟相和杨幺，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军与宋王朝对抗。君山杨幺寨，就是起义军的大本营。他们集湘州造船经验，在唐李皋所造“二轮车船”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融集体智慧和才能，制造了数百艘车船和海鳅船。最大的车船有二十四车，分为三层，高十丈以上，其上可载千余人。稍小的船，高亦数丈。船上装有机轮，弓箭台和撞杆。行船时，几十人踏动轮子，激水如飞，船行如龙，可算是比较先进的利用机械驶动的“舰队”。

 绍兴三年(1133年)，南宋朝廷派王燮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镇压杨幺，遭到惨败。后来，又派名将岳飞前来镇压。《巴陵县志》载：“绍兴四年，除(授官)岳飞兼荆南鄂岳州制置史”“将兵讨湖寇杨太”。岳飞以城陵矶、七里山为据点，组织水军。绍兴五年六月，岳飞大战杨幺于洞庭湖，败于杨幺的车船。经过一段时间，岳飞摸清了起义军车船的航行规律，精心设计作战方案，砍伐君山的树木和芦苇、杂草，在主航道上设暗排、假山，作战时，施放大量腐木乱草缠住车船，才使得杨幺战船失利而崩溃瓦解。

在岳飞征伐杨幺的过程中，岳飞的水军在城陵矶、七里山扎营立寨，与杨幺水军相对峙，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优势，这个军事要地给岳飞提供了征伐杨幺的先决条件。

杨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所建造的车船，以叶轮运转的连续推进方式，代替桨楫的间歇推进方式，在造船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