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翔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生动诠释了“忧乐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所崇尚的品德与胸怀，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颇为契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红军将领周逸群出生于贵州铜仁，曾留学日本，从戎黄埔，投身北伐，参加南昌起义。是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三大革命根据地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牺牲在岳阳（君山）的职务最高领导人，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是早期共产党人中具有强烈忧乐精神的杰出代表。

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情怀

 周逸群从小就志气宏伟，小学时坚持读书看报，购买阅读书报杂志达一千多册，尤其喜读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中学时期，他更加关心国家政治，经常思考救国的道理。并撰文《诸葛亮辅汉于蜀论》以表心愿。其中一篇《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以史论政，被评为甲等作文第一名。中学时有次携友郊游，连作诗三首，“国事纷纷乱似丝，瓜分祸到尚不知。争名夺利阅墙衅，无怪外人笑睡狮。”“华夏男儿志气宏，诗书抛却去从戎。追随前辈创革命，鏖战沙场显英雄。”“英雄事业担不轻，为国为民俱苦心。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佳城。”其忧国忧民的理想情怀尽显其中。

 中学毕业后，周逸群回乡就业结婚生子。但为探索救国之道，又离开家乡留学日本。妻儿先后去世，岳父要他回家。他却说“没有国，哪有家”，并托岳父料理后事，将乡里田产分给乡民，房产交教育会办学。后来，贺龙几次劝其另娶家室，他总说：山河破碎，何以家为。留学日本期间，他多次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五四运动，他同留日中国学生开大会，发通电，搞游行，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收回青岛”“声援国内学生爱国运动”等字样的旗帜，高呼“取消二十一条”“废除中日军事协定”等口号，包围中国驻日使馆。被抓后在狱中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勿忘国耻”。1921年，作为总代表参加与北洋军阀政府、云贵川军阀政府中止留日经费的斗争。1922年，华盛顿会议与中国订立“九国公约”，侵犯中国权益。听到消息后，他奔走东京明治、东京帝国等大学及士官学校，串联发动，集会讲演，参加归国请愿团，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沿途在上海等地演讲。他的忧乐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前面。

具有忧乐情怀的周逸群，在留学日本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后对党热情忠诚。他曾说，“只有我一天活着，我就不停止党的工作。”且用一生实践践行了自己的初心承诺。

坚持以人民为立场的革命担当

一个人有没有忧乐精神，很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担当精神。以人民为立场的担当精神既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也是共产党百年荣光的成功密码。周逸群用革命实践与成果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担当。

 周逸群在上海成立“贵州青年社”，创办旬刊《贵州青年》，并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如《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黔军回黔之今昔观》等，宣传革命新思想。他接受了马列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投笔从戎去黄埔，其间，他提议并组织“火星社”，主编出版《火星报》，吸收了不少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学生参加。他先后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等刊物，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军阀罪行，反击国民党右派言论。周逸群在青军会的工作，受到许多人的好评，称他是“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

 在上海办刊期间，周逸群认识了萧楚女、恽代英等革命同志，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4年7月加入，成为跨国共两党的党员。南昌起义是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此时，在党内职务并不高的周逸群在起义中却是个关键人物。他参加北伐战争到贺龙部队任军政治部主任后，开办政治讲习所培训干部，在湖南招收新兵3000人，给部队以新气象。有人说他“像一滴红水落到缸里，正在逐渐扩散，改变着部队的颜色”。关键时刻为贺龙出主意、拿决策，粉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阴谋，使部队日渐壮大。组织起义前，他安排贺龙与周恩来、叶挺等人见面。使其决心跟着共产党走，顺利接受起义任务，并担任起义总指挥。还协助制订起义行动计划，指挥教导团和第六团。撤离南昌后，展开会昌之役时，向周恩来提出吸收贺龙加入中共组织，由他和谭平山做贺龙的入党介绍人。1928年3月，他又与贺龙到桑植重拉队伍，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贺龙集合了亲族和旧部土著武装10余支，共3000余人，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举行桑植武装起义。1928年5月，他又只身来到洪湖发展革命力量，整编各县零散的赤卫队，设立党团组织，清除了不纯分子，纠正了以往盲目暴动的路线，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恢复党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上。1929年又将各县游击队在三屋墩整编成鄂西游击总队，后改编为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1930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贺龙则收集失散的部队，在桑植、鹤峰两县交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930年7月，贺龙率桑植、鹤峰两县交界地堰垭的红四军到公安县与他创建的红六军会师，组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兼前委书记。红军也发展壮大到3万多人。周逸群用他的忧乐情怀与智慧，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为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桑植起义占领县城后当日，他同贺龙就宣布成立中共桑植县委和桑植县苏维埃政府。在组织上，改组各地县委，重新登记党员和发展新党员。仅鄂西地区党员就发展到2000多人。后又担负原鄂中特委工作，管辖范围扩大到23个县。1930年9月，根据革命形势，决定改鄂西特委为湘鄂西特委，改鄂西5县联县政府为湘鄂西联县政府。湘鄂西特委由21人组成，周逸群任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后又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调地方工作，并兼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其间他坚持巩固政权，发展经济。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正式宣告湘鄂西特委成立。主持召开24个县市800多名代表参加的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经济政策决议案》和《文化教育决议案》，制订了《湘鄂西苏维埃法令》，内容包括土地革命、保护工农、保护人权、婚姻、武装工农和肃清反革命法令等。选举产生由100名委员组成的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执行委员会，周逸群当选联县政府主席。红二军团南征后，他以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和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的身份，领导两湖苏区的斗争和建设。截至1931年2月，发展党员2万余人，成立17个县委和11个县苏维埃政府，共青团员发展到1.2万多人，少先队员发展到14.54万人，儿童团员8万多人。各地发动群众斗豪绅、批湖霸、废旧债、烧田契、分土地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他采取了系列措施，成立苏区银行，建立造币厂，印发“苏币”，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等，创办了学校、医院，出版了宣传刊物。苏区建设全面发展。从此，湘鄂西苏区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构成了犄角之势，形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城市的战略包围，震撼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坚持以真理为信仰的政治品格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这既是积极的忧乐观，又是淡泊的人生境界。周逸群始终不改初心，信仰真理，服从组织，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以真理为信仰的政治品格。

 1928年8月，针对湖北省委发出“举行普遍的、更大规模的新秋收暴动”的指示，和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信，信中严肃批评周逸群要在洪湖地区实行武装割据的计划。周逸群针锋相对：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各有各的情况！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为什么失败？武汉几次暴动都未搞成？他认为省委的指示是脱离实际而过高要求，是盲动主义倾向的继续。虽说如此，他还是服从党中央、省委的工作安排，任候补常委，负责军事工作。坚持向中央反映后来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意见，如他关于鄂西地区的斗争，暂不能以城市为中心，现在一般城市党和群众组织“一天天缩小”，但在农村游击战争发动起来的地方，党群组织都比较容易发展，党组织能够起战斗堡垒作用，群众则成千成万地起来参加革命，农民协会“事实上已成为乡村中的政权机关”。但土地革命还仅停留在“没收大劣绅地主之土地，而未能分配”，以及应以洪湖为中心开辟鄂西革命根据地等意见，都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同意。后来在与李立三，王明路线的斗争中，也多次受到排挤打击，甚至被免职边缘化，但他都能做到“进亦忧，退亦忧”，顾全大局，维护真理，维护组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断开创了工作新局面。

 周逸群的一生很短暂，但他的理想情怀、革命担当和政治品格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忧乐精神，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听到他牺牲的噩耗，正在洪湖召开的中央分局扩大会立即停止，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为纪念他，将列宁小学改名为逸群小学，红色书店改名为逸群书店，湘鄂西军事学校改名为逸群军政学校。贺龙元帅认为周逸群是湘鄂西“正确路线的代表”，萧克将军称他为“革命的英雄，党的楷模”。贺龙的前夫人蹇先任多次想探寻烈士遗迹，1982年5月亲自到他牺牲地贾家凉亭凭吊，并撰写了《桃花山前吊英烈——悼周逸群同志》一文。1991年5月，贵州铜仁和湖南岳阳两地政府联合，在他牺牲的地方岳阳贾家凉亭建墓立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亲笔题写“学习逸群英雄业绩，弘扬先烈革命精神”碑文。2009年，君山区委、区政府再次征地筹资修建了周逸群烈士纪念园。其坚持真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忧乐情怀与革命实践，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