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 光

湖南理工简称“湖理”，“湖理”端坐奇家岭上，三方水绕，青山相拥，山形水势一直形而上地影响着我，以致于当有人问我是哪儿毕业的，总有人会抢在我之前，说是“眼桥大学”。

奇家岭在岳阳南郊，岳州古城“南驿路”第三站，距城15里，古驿名徐家岭。往南，堤桥横湖而过，湖称南湖，桥称三眼桥。远望过去，其实也就一眼、一桥、一大学，合起来就是一个“眼桥大学”。

我在“湖理”读书时，奇家岭上坡一溜不全是街，但因电磁铁厂的存在有了两家餐馆。我日记里能寻到两次上街爬坡的经历，其中一次是去电磁铁厂。

去电磁铁厂是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讲。我有位杨姓高中同学，他写得一手好字，当兵后待在团部做文书。在对某邻国的自卫还击战中，杨同学立功心切，主动去了穿插连，后来壮烈殉国，再后来他的事迹上了《战士报》，被誉为“执行革命纪律的模范”，被追记一等功。

面对台下那些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人，我歇斯底里地鼓动、佐证。我说，杨同学是维护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代表……

质朴的工人阶级，以极大的宽容和耐心，让我这愣头学子，满头大汗地把最后一句杂有平江语的扎心普通话说完之后，还友善地送来了掌声。那毫无逻辑、东拼西凑，甚至讨好卖乖的宣讲，被年轻的热情冲动与稚嫩无知捂得严严实实，以至多年以后，早我大学毕业，时在电磁铁厂当工程师的高中同学，仍拿此玩笑。

告别“湖理”后，26岁的我做了副镇长。那是个意气风发的年头，母校筹建“希望门”，我硬生生捐了200元，几乎是月薪的全部。我是捐给希望的。母校我是不回的，原因很多，比如害怕见到老校长。

毕业前一年的那个雨季，我们住在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教室。文校长能握有文字，但掌控不了楚泽的雨水。季风雨骤至，教室湿了个通透。我，也许还有几个同学，一桶又一桶地将自来水倾在室内，让雨水充盈得有些夸张。汤汤的雨水，经由耄耋校长的眼而汹涌，最终让我们班全体男生住进了东院那几个套间，那可是校领导午休的呀，那可是三四个人的单间呀。学生时期的鲁莽与阴暗，成了后来抹不去的阴沉心结。

回去找“同桌的你”？我没同桌。我个头高，老坐最后一排，后排就我一个‌。既找不到“同桌的你”也找不到桌子，连那栋红砖教学楼也成了操场部分。曾经，那楼前几棵银杏，每至交秋脱伏，金黄的叶片和不知名的花随风坠地，缓缓移动的太阳衬着地面，细碎的叶片与花瓣儿像口大钟，时时警醒着学子珍惜光阴与当下。

理工的诗意是纯天然的，这不需要文字上的解释，南湖就摆在那儿。但又是人为的，有很多诗人“栖居”于此，写着分行的文字。

诗人刘创的诗意空间论，或者说诗歌地域论，就像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他用诗歌探摸着身边的楚泽及其文化。某天，我甚至在“湖理”听过刘创的演讲，他说，10万光年长的银河，需要我们5000代人以光速才能穿越。在930亿光年的浩瀚星空中，那一个个或明或暗的星系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深陷在自己的星系中无法逃离，这就是宇宙的尺度，它孕育了我们，却又让我们感到如此的绝望。他说，尽管绝望，我们还得乐观前行。

我还遇见过另一位诗人，名叫路云，他是搞创意写作的，能写、能教，是个不被文字所缚的人，他把诗性思维、市场逻辑以及文化产业，以创意关联在一起，在文字的“‌熵增”达到极限时，打断语法的逻辑结构，诗意地拼接组合成他的文字分行。其实，我更喜欢他诗中的故事，故事中有鱼腥的味道、辣椒的味道。而这两种味道就是长沙和洞庭的味道，也有可能是他待过的深圳渔村的味道。

我与诗人杨厚均有过交集，读过他对本土作家梅实《平火蚧夜夜来》的怀乡散文赏玩，读过他的诗集《大鸟之声》。杨厚均并非极度观照那些深奥的“‌费米悖论”，他更关注我们微不足道的生命本质。在太空旅行未超过光速前，在没有外星文明打扰我们地球前，在我们没穿越三个维度前，在我们于外星人跟前像蚂蚁一样活着前……我们是如此通透！

三朵云，盘旋在理工的上空，各飞各的，有时候又融成一团，光芒从中射向更远的时空，很吸引人的目光。仰望着，诗意会注入某个瞬间。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与湖南理工唯一的联系就是文字‌，或者‌纯粹的那湖那树、那山那墙、那湖湾滩涂坡沿草场……喝上一杯刘创与杨厚均的诗酒，暂时忘了时间和存在的烦恼‌。

路云不会请我，但在环湖的路上，偶尔也会碰见他，或一个像他的人。

平行宇宙并非科幻，它源于严肃的量子力学。在旷天浩宇中，叠加态让一切变得不可确定，有了我们才会生出一个结果，虽然又会分配到几条不同发展路径上。湖南理工大学于人类是微不足道的，地球之于宇宙也不过是一粒尘埃。但我们还得快乐地喊出，“狐狸”（“湖理”）成精了，马上“大学”了！

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从湖南理工出发的，从奇家岭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