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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獬，湖南临湘桃林人，清代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广西荔浦知县，1895年辞官从教，先后执教于临湘莼湖书院、岳州金鹗书院、湖北通城青阳书院、荔浦正谊书院、长沙岳麓书院、衡阳石鼓书院、湖南优级师范（湖南大学前身）等十多所院校，门生数以千计，足迹涉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江苏等省，其著作《一法通》传世至今，是临湘近代最有声望的地方名人，人称吴獬老爷。吴獬作为临湘人，他到底是更擅长临湘话还是普通话呢？

　　在漫长的封建王朝，为什么也会有普通话呢？原因很简单：满足交流需要，尤其是满足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需要。语言文字的统一对国家的兴衰至关重要。秦始皇完成了文字统一大业，却没有实现语言统一。实际上，语言统一在中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民族多，而且一些民族只有语言还没有文字，这种复杂的语言体系给执政者带来很大的考验：如果皇帝跟下面的文武百官语言不一样，你听不懂我说的，我听不懂你说的，那就很麻烦，不说治国，就是在一起合作共事都很难。所以，摆在执政者面前的第一要务不是练兵打仗攻城池，而是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其中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以国家都城所在地的语言作为本朝普通话，所有要跟都城所在地官员交流，就必须会说这里的话。如商周的普通话是“河南话”，就因为那个时期商周的政治核心在中原，就是今天的河南。如周、秦、汉到隋唐宋，都城不在长安（现陕西西安）就在洛阳（河南），所以，普通话不是陕西话就是河南话，而且以洛阳话为主。到了元明清时期，都城转移到了北京，北京话又成为了普通话。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明初南京为国都，随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把大量南京人带到了北京，南京话又深度融合北京胡同话，形成了今天的北京话。实际上，南京话本身又融入了前朝洛阳话的很多元素，这也就使得今天我们看唐诗宋词，用普通话来读，绝大多数很押韵，说明北京话与唐宋时期的洛阳话有密切联系。

　　再说说吴獬老爷所在的清朝。在清朝，如果不会说官话（北京话），很难考取功名，很难当上官。清朝皇帝对官话（北京话）在体制内推广的力度很大，雍正皇帝就下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要建立正音书院来教官话，童生、秀才、举人必须学会官话，否则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读书人、官吏、教育界人士是说官话（北京话）的主体。再来看吴獬的身世。他父亲吴芝圃在天津宁河县县衙任典史，爷爷吴泰义也是多地为官，而吴獬出生在天津宁河县，1845年，4岁的吴獬才随父母回到老家湖南临湘桃林，7岁开始读私塾，1853年又在河北学习写诗，1855年又回桃林私塾读书，1858年，中秀才。1860年又到岳麓书院读书，1863年开始在临湘陆城莼湖书院教书，1867年，参加乡试。1868年，回莼湖书院教书。1872年，参加科试。1876年，赴长沙参加省试。1889年，获贡士。1892年，任荔浦知县。1896年，决请改教，部选沅州府学教授，此后一直教书育人。从吴獬的人生经历看，他在学习语言的最佳时候是在天津，而父辈都是官员，可以推断他小时候接触最多的还是官话，后来回桃林读书，在中秀才期间的14年里面其中有两年又在外地学习，此后一直不是教书就是考功名，由此可见，吴獬老爷会说临湘话，但他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说普通话，而且他不说普通话还不行：一是考功名需要学普通话，二是治理一方要说普通话，三是讲学只有说普通话才能跟各地学生交流无障碍。由此可见，吴獬更擅长于讲普通话，这就不难理解他的著作《一法通》为什么很多句子都是普通话，如“闲事莫管，无事早归”“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勉强不成买卖，压逼不成夫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