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 辉

　　刘大年（1915-1999）中国科学院院士、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家，华容县东乡三封寺镇金盆村人。

　　寻找新的人生道路

　　1938年5月的一天，长沙寿星街二号三益粮栈，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一名气宇不凡的青年，走进传达室，求见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闻声，徐特立放下手中的毛笔，站起来指指身边的一条木凳子说了声“请坐”，青年彬彬有礼地讲述自己要求去抗日军政大学上学的愿望。徐特立欣慰地回答说：“很好！有志青年应该到延安去！”

　　这名青年叫刘大年，1915年8月8日出生于华容县东乡三封寺熊家桥附近一户小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生计艰难。刘大年1925年在县城上学时，受到赴欧洲留学回县的何长工革命思想的影响，当大革命运动兴起后，他参加了乡村群众团体，当上了少年先锋队的秘书、总队长。率领少年先锋队员站岗放哨，斗地主、分田地，配合红军打游击，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1931年红军撤离湘鄂西苏区，他的家乡沦为“白区”，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刘大年跟随一个亲戚逃往岳阳，靠替别人帮工，如推磨、挑水等维持生活。后来在县立师范附设的补习班读了半年书，放暑假后却借不到钱了，只好借高利贷，但当他赶到学校时，因时局混乱，学校停办了。刘大年无奈只好先后去武汉和江西，“期望能找到一条谋生之路”。但两处都碰了壁。没办法，他只好住进学生公寓里，一面自学，一面等待机会。这期间，“通过看书读报，他对近代中国的情况熟悉了不少，也对时事有了更多的感知”。于是，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刘大年很快就开始了对寻找新的人生道路的思考。一连几天，每到傍晚，他总是去到黄鹤楼边倾听群众对抗战的热议，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潮极大地感染着他，震撼着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更增添了他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力量。他迅即回到家乡。这时，有位青年借给他一本《唯物主义与伦理哲学》，“书中反复出现的康德、黑格尔、卡尔、伊里奇、某某夫人等人名及其论点和作者的评说等，深深吸引了他”。“刘大年产生了想从头求知、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从这时起，他开始注意有关八路军和延安的消息，并有了到延安去的念头”。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王凌波经过长谈和考察后，认为刘大年思想纯洁，又是学者，给写了鉴定，颁发了录取入学的证书。并嘱咐他要把证件、鉴定保管好。行前，刘大年去见徐特立，徐老语重心长地说：“很好，但是要决心克服很多困难，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938年10月，刘大年由五大队第二营七队队（连）长、老红军余克勤和区队（排）长李源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指定为一个班“管军事”的副班长。换上了军装，佩戴“八路”臂章符号，除学习军事政治外，负责站岗放哨、行军宿营、野外演习等工作。

　　从战士到学者

　　1943年7月初，刘大年等随一支武警运钞队由冀南前往太行，到北方区太行分区领受新的任务。深夜在通过铁路封锁线时，日军的铁甲车上探照灯的强光来回照射着，铁路两边有三四米的深沟，沟边又垒成高墙。刘大年他们揪住日军巡逻的空隙，用绑腿搭人梯，越过沟梯。当他们爬上一座高山，通过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发现向导引错了路，这里临近敌人的炮楼，为避免敌军强大炮火的袭击，只好从敌碉堡北面的山崖往下跳。就在跳崖通过敌封锁线后，刘大年咯血了。他仍坚持随部队急行军，几天后到达涉县西北的赤岸村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时，经一位年轻医生检查，说他右肺萎缩很危险，要他去一二九师卫生部医院（即八路军总部白术恩医院）治疗，该院设在山西辽县隘峪口村。刘大年步行了两天才到达。可是刚一住进休养所，病情急剧恶化，一天大咯血两三次，一咯就是半大搪瓷缸。

　　在养伤期间，刘大年总是一边服药，一边坚持看书读报和写诗，并开始收集一些历史资料，尤其是在读过范文澜和郭沫若的有关历史著作之后，对历史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是作为一名战士，经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关注中国的命运的，那么，这时候，他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以学者的身份观察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刘大年不是一个只坐在书斋里，钻进象牙之塔里做学问的学者。他像在前线作战的战士总是依据战线的实际而又迫切地需要，选取最重要的突破口那样，依据中国社会现实的急切需要以及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课题，展开研究。

　　从学者到院士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刘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

　　刘大年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他将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划分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起义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不同时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

　　刘大年写的第一本书是《美国侵华简史》。1947年，他生病离开工作修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

　　1982年，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引起了国内外关注。日本报纸迅速转载这个发言，苏联、法国、美国报纸、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当局的行径。此后几年里，刘大年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1996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名《抗日战争时代》。指出抗日战争时代的鲜明特点，一为我们民族空前觉醒；二为人民力量兴起壮大。它们两者相汇合，突出表现出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格局，它们一起最后决定了抗日战争的全胜结局，给中国社会历史重新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创造了实际可能性。

　　他从事史学研究50多年,尤长于中国近代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创见迭出,著作闻名。《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一版再版,影响很大,1953年被授予斯大林奖金。1955年,与人合作编著了《台湾历史概述》,获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还主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这些重大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著作有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和《赤门谈史录》《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92年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他的《历史科学问题》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