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冠三军
——纪念开国少将王赤军逝世55周年
王 幼 飞
王赤军将军像
在平江县三阳乡东郊新建成的王氏家祠，2017年4月3日举行迁平始祖三公圣像开光仪式与祭祖活动。新王氏家祠内专建了王氏将军纪念馆，用照片与文字介绍了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和王赤军少将的生平事迹，对教育后人有着深远意义。王震、王首道是为国人熟悉的国家领导人，王赤军少将英年早逝，不太为人们了解。他是大革命时期平江成千上万王氏热血儿女投身革命的幸存者代表，他为中国革命赤胆忠心，勇冠三军，是王氏族人的骄傲。
一、长征开路 勇打先锋
王赤军，原名王赤兴。1916年5月出生在平江县三阳区清水乡张家村应山屋埸的一个贫苦农家。将军的侄子王厚生介绍：伯伯他们七姐弟，两女五男，伯伯为男孩老大。大革命时期，他们的父亲王宝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区农民协会主席，母亲凌思惠任女界联合会主任。受到父母的影响，王赤军11岁加入儿童团，参加革命活动，担任儿童团团长。
“马日事变”后，王赤军的父母遭受追捕，全家逃到平江与长沙边境偏远山区避难。1929年他们返回老家，年底王赤军带领少先队参加了秋收暴动。1930年春，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率领少先队员支援红三军团军攻打长沙。这年底王赤军加入湘鄂赣红军独立1 师，同年入党。 1931年王赤军先后担任湘赣红军独立第1师政治部宣传队长、炮兵连指导员、政委。1932年任红17师50团总支书记。
据党史资料载，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恶化，8月初，红六军团指战员告别湘赣苏区西征，18岁的王赤军担任红17师侦察连连长兼政委。
红六军团实际担负着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的先遣队任务，侦察连更是肩负着探路先锋的重任。17师侦察连同时是军团直属侦察队，连长王赤军又兼侦察队长。王赤军率领100多人的侦察队，是军团首长直接掌握倚重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机智侦察，突袭捕俘，摸清敌情，探明道路，及时准确地为军团首长选择行军路线、制定作战部署提供依据，引导部队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跳出国民党军8个师的包围。
1935年11月29日，红六军团领导人在长征中合影，前排左三起王震、夏曦、萧克 。后排左一王赤军。
8月20日，红六军团袭占新田县城。军团首长为争取先机，率部强行军于23日赶到零陵以北，准备抢渡湘江。此时，王赤军和侦察员查明敌情正发生急剧变化：湘军调集汽车紧急抢运，一个旅及保安部队已先于我军一天赶到湘江布防，一个师进至阳明山区；桂军一个师及民团正向道县、零陵前进；沿江船只都被拉到西岸；连日降雨导致江水暴涨，难以徒涉。接到侦察报告，军团首长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转往阳明山区。
国民党军已封锁上阳明山各个路口，军团政委王震来到17师侦察连，和王赤军一起在乡民指引下找到一条小路，率部进入阳明山。王赤军经过详细侦察了解到：阳明山地域狭小、人烟稀少，大部队难以回旋，向领导建议转移下山。随后，红六军团东下阳明山，南进嘉禾，西上道县，摆脱了追敌进入广西境内。
9月3日，中革军委通报了湘敌企图于黄沙河一带围歼红六军团的计划，指示“力求于全县、灌阳及全县（今全州）、兴安间渡河前进”。与此同时，王赤军率侦察员查明全县至兴安之间的湘江沿线并无国民党军主力防守，正是抢渡的极好时机。4日上午，王赤军率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由地下党员带路，来到湘江凤凰嘴渡口，喝令正在逼迫百姓构筑江防工事的保安团集合，然后亮明红军身份，收缴了全部枪支，夺取了渡口和船只，又如法炮制控制了对岸。接着，他们又探明上游不远的董家堰有一条滚水坝可供徒涉。当日，红六军团从董家堰浩浩荡荡地涉水过江。中央代表任弼时过江后见到王赤军，高兴地称赞：“你们为部队渡江创造了条件，赢得了充裕的时间，要为你们庆功啊！”
9月16日，红六军团袭占通道县城，20日团转兵贵州，寻求与活动于黔东的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会合。国民党军判明红军意图，调集湘桂黔三省部队进行围堵。10月4日，红六军团准备西渡乌江，先甩开追堵之敌，然后再与贺龙部队联络。然而，却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红六军团坚决执行命令时，过于依赖上级情报，没有派出有力侦察，王赤军随军团部行动。部队行进到石阡县甘溪镇与桂敌第19师遭遇，被截为3段。
暗夜激战中，敌兵冲到距中央代表任弼时面前百余米处。任弼时身边只有带着密电码的夫人陈琮英、警卫员余秋里、担架员毛少先，及王赤军带领的几名侦察员，情况十分危急。任弼时镇定地说：不要紧，爬过山到“大地方”就行了，前面就是我们的部队！
毛少先背起身患疟疾的任弼时，余秋里紧跟其后，王赤军指挥几名侦察员一边披荆斩棘开路，一边奋力掩护，沿着军团政委王震挥刀砍出的拓荒路径向“大地方”转移。17日，红六军团主力再战甘溪，穿越石阡至镇远突出重围。24日，红二、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镇会师。1934年12月，红二、红六军团建立了以永顺、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王赤军调任红六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率领侦察部队在慈利县溪口担任苏区外围警戒。
1935年2月，湘鄂两省国民党军6个纵队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进攻。3月，王赤军调任红六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4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在向鄂西转移途中，王赤军率军团直属队英勇出击，顽强战斗，成为军团的一把尖刀利剑。在桑植县陈家河、桃子溪连战连捷，歼灭深入苏区的鄂军第58师师部及两个旅大部，缴获山炮2门，扭转了被动局面。6月，两个军团出击湖北宣恩，在忠堡歼灭鄂军第41师师部及123旅，俘虏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及部下2000多人。7月，红六军团在湖北咸丰县胡家沟阻击向龙山增援之敌，17师49团政委段培钦牺牲，王赤军临危受命，接任团政委。27日，红二、红六军团撤围龙山。28日，红二、红六军团与敌陶广纵队在龙山县招头寨遭遇，王赤军政委和刘转连团长率49团参加了一整天的激战，击退了敌军，王赤军却不幸身负重伤。这时，留守后方的红军学校在桑植县城再度开学，萧克军团长兼任校长，伤后正在红军医院治疗的王赤军任红军学校高级班政治指导员。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县出发长征。红军学校高级班的师、团指挥员毕业归队，王赤军随红六军团再次踏上远征之路。在连续突破澧水、沅水两道封锁线后，王赤军被任命为177师51团政委。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占龙溪口等地，5日回师芷江县便水渡口，打击先期渡过沅水的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第16师。6日凌晨，敌第19师、63师増援上来，红军由原定打1个师变成与3个师恶战。午后，已经连续战斗24小时的王赤军政委和团长贺庆积，率领51团勇猛突入敌纵深的山头阵地，使敌陷于包围和恐慌之中。由于红军各部队均在激战中，没有后续力量及时支援51团巩固、扩大战果，51团在敌援兵反击下被迫撤回。王赤军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被子弹击中伤及脊椎，血染征衣。军团政委王震立即亲自给王赤军做了简易包扎后，把他背下山，和战士们一起将他抢救出来。
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战斗后进入贵州，又抢渡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进占黔西。在萧克军团长指挥下，王赤军、贺庆积带领51团接连参加17师抢占打鼓新场战斗、将军山进攻与防御战斗，为建立长征途中的临时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在黔西、大定、毕节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游击武装，扩充了5000多名新战士。
2月底，红二、红六车团进入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与国民党军5个纵队展开1个月的千里回旋战。在顶风冒雪、餐风露宿，连续行军、频繁作战的情况下，王赤军及时传达上级意图，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党员、干部战斗向前、吃苦在先，使全团始终保持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战斗意志。红二、红六军团进入云南后，王赤军由51团政委调任17师政治部副主任，几天后又下去担任49团政委。他带领49团昼夜兼程，日行百里，于4月26日抵达丽江县石鼓渡口，在群众帮助下绑扎木排，胜利渡过万里长江第一湾。
从格罗湾到小中甸，要翻越海拔5300米的第一座大雪山，上下行军140华里。王赤军在高寒缺氧的雪山垭口宣传鼓动，发动党团员和体力强的同志帮助体弱有病人员。在中甸休整期间，他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组织指战员了解藏民习俗，学习藏区生活经验，张贴标语、布告，说明红军取道藏区北上抗日的目的，筹集粮食照价付银款，严禁擅入经堂寺院，争取喇嘛、僧众的理解和帮助。5月13日王赤军率49团进入定乡县城，藏民群众手捧哈达、糌粑，热情欢迎红军。
6月中下旬，王赤军带领49团，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第四军等部会合。25日，红六军团进行整编，取消团的建制，编为4个小型师，17师49团编为新的师。49团一直是战斗模范团，因此红军总司令朱德将由该团改编的新师命名为模范师。王赤军由49团政委改任模范师政治部主任。模范师成立第二天，红军总政治部参观团来到模范师，王赤军汇报了部队的历史和现状。他和师长刘转连、政委彭栋材、参谋长陈冬尧格外珍惜“模范师”的称号，带领该师认真贯彻党中央北上路线，加强内部及与友军团结，严格遵守群众政策纪律，时刻准备英勇战斗，努力带领全师争取真正成为模范。
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隆重举行了庆祝会师联欢大会。随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第三十一军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直到这时，王赤军才得知身为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曾与党中央闹分裂，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已于去年9月到达陕北。王赤军组织师政治部向部队进行团结会师的教育，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7月11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县东谷出发，继红四方面军之后，进入草地北上，走了十几天才到阿坝。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王恩茂来到模范师，和王赤军一起进行突击动员，组织各营、连筹集粮食，继续北上。
从阿坝出发后又进入草地，王赤军带领师政治部沿途开展宣传鼓动，组织红军将士收容掉队人员，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全师彻底断粮后，他们挖野菜，烧牛皮，拾马骨，把草鞋、腰带上的牛皮烧来充饥，不停地鼓励大家“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8月12日，在草地尽头的包座，王赤军从模范师调任17师政治部主任。他和师长贺庆积等带领部队夜闯俄界关卡，穿过天险腊子口，于8月25日抵达哈达铺。 9月，红二方面军出击甘南，攻占了几个县城，建立了临时根据地。王赤军带领17师政治部搞宣传，打土豪，突击扩红，支援建立苏维埃政权。
10月3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北进会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命令。王赤军等带领17师担任后卫，掩护主力北上，一路险象环生。7日，前卫16师和军团直属队遭敌伏击，危急时刻，王赤军等率领17师及时赶到，与16、18师合力杀出一条血路。他们在国民党军飞机狂轰滥炸和重兵追堵下，夺路急行，抢渡渭河，冲过西兰公路。18日，红六军团主力在甘肃会宁县老君铺与红一方面军2师5团派来迎接的同志会合。次日，王赤军等带领后卫17师的连以上干部赶到老君铺，参加欢迎大会。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1月，17师政治部主任王赤军等一批干部调入红军大学学习。临行前，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将长征中使用的一把勃朗宁手枪送给王赤军留作纪念，并提议将他的名字“王赤兴”改为“王赤军”，勉励他永远发扬长征精神，赤胆忠心为红军建设作贡献。
王赤军在西安电信工程学院作报告
二、转战杀敌 建立功勋
王赤军1937年1月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1期学习。同年8月王赤军从抗大第1期毕业，留校工作，先后任抗大第7队队长、第9队队长。1938年任抗大第1大队政治部主任，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1939年任抗大总校第2团政治处主任、总校第2团政委。
在抗大工作期间，王赤军为我党我军培养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作出了辛勤努力和突出贡献。“七·七”事变以后，广大爱国知识青年纷纷涌向延安抗大。为了实现为抗日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的中心任务，王赤军坚决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积极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知识青年。同时，他还带领学员开荒种地，挖窑洞，背粮打柴，鼓励学员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9年由于日寇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造成了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由于广大沦陷区与蒋管区的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公等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遵照中央决定，7月10日，抗大总校教职学员等5000余人，告别延安，向敌后挺进。学员编成四个团，王赤军任1团政委，团长为苏振华。他们带领学员历时两个半月，越过敌多道封锁线，行程1200多公里，到达晋东南。
1940年5月王赤军奉命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副局长。1942年7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主任。1943年，在中央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部队展开了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当时，王赤军任留守兵团警备1旅1团政委，后又任旅政治部副主任。他积极按照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教育。该旅1团3连排长马仁义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甘共苦，对战士关心爱护，所在排里同志之间关系融洽，两年没有一个人逃跑，成为巩固部队的模范。王赤军发现马仁义爱兵的事迹后，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工作组，到马仁义所在排蹲点，收集材料，总结出马仁义带兵的经验上报。1944年总政治部派工作组调查后，确认马仁义的事迹对教育部队干部有普遍的意义。1945年，总政治部树立马仁义同志为“爱兵模范”的好典型，并于3月16日将其模范事迹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学习马仁义，把我们军队团结得象钢铁一样坚固》的社论，扩大宣传了这一典型，推动了边区部队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
解放战争时期，王赤军任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独立第5旅政委，参加了转战陕北的诸多战役。1945年夏，王赤军调任晋绥五分区司令员。他旗帜鲜明地坚持我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领导五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阎锡山反动派展开坚决的斗争。1945年８月，我解放军总部命令解放区所有部队向日伪军发动总反攻。在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的统一指挥下，王赤军率五分区先后参加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大同战役等战斗。在战斗中，他亲临前线，勘察地形。部队攻打朔县时，王赤军任副总指挥，当时，守敌兵多而且顽固，我方兵力只有两个团，部队从凌晨开始攻城，经过8个小时激战，解放朔县全城，共击毙阎军300余人，俘敌1000余人，活捉敌专员、团长等4人，缴获大量战炮、机枪等。在王赤军等领导下，五分区军民团结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鲁、朔县、怀仁、口泉等失地，阻止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扩大了雁北根据地。1945年4月至6月，王赤军作为晋察冀代表团的七大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会议。
1945年9月至1946年11月，王赤军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东路纵队司令员。1946年11月至12月，任绥蒙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同年11月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5旅政委。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接受我党提出的无条件停战建议。美国以“调处”为名，参加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及“军调部”。2月12日，三人调处大同执行小组抵解放区云岗视察，王赤军作为驻军代表参加并举行会议。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王赤军立场坚定，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在会上严厉地揭露阎军违犯“停战令”，向我解放区进攻的事实真象，提出了严正抗议。3月13日，大同执行小组开会，就朔县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阎方一再制造谣言，妄图侵占朔县中立区，美方代表麦克尔中校又提出要我军撤到朔县城外。对此，王赤军沉着应战，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申明：“朔县是人民的朔县，我军应人民之请解放朔县，乃正义之自卫行动。我军进驻朔县后，解除了人民的痛苦，受到人民的真心拥戴，我们决不能让人民再受伪特的残害。”他列举大量事实，批驳阎方制造的谣言，揭露其妄图侵占朔县的阴谋，戳穿了美方调处不公之处，并郑重地向执行小组提出，公与不公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面对铁的事实，美方代表不得不承认执行小组监督阎方执行停战协定不力，致使小组调处工作失败。
1946年12月，晋绥5分区整编为野战5旅，王赤军任政委。后来，编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转战中，王赤军要求5旅官兵始终斗志旺盛，作战英勇顽强，严守群众纪律，锻炼成长为一支敢打善战的野战强军，受到了总部的表扬。
王赤军（左二）与抗大一大队政委胡耀邦（右二）等合影。（资料）
三、强军报国 培育奇兵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王赤军先后任公安部人事局局长、政治部副主任、公安部交通保卫局局长，1955年任交通部政治部主任。195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毛主席为通讯兵题词
1957年，王赤军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兵副政委兼张家口通信兵学校政委。在五十年代，张家口通信兵工程学校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我军两所著名的军事工程技术学校。毛主席十分关爱通信兵，题词将通信兵形象地比喻为军队的“千里眼、顺风耳”，还两次为通信兵学校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给通信兵工程学校师生极大鼓舞。
1960年1月王赤军任通信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后任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政委。为发展我军通信事业，他呕心沥血，亲自具体筹划组织在张家口的通信兵学院往西安的搬迁。在“西军电”的创建工作和学院教学实践中，他积极倡导并确立了正确的办校育人的指导思想，经常用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的事迹，抗大学员艰苦奋斗的故事，对学员进行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为“西军电”后来培养大批优秀的通信指挥干部和电子科技人才，奠定了功不可没的扎实政治思想基础。
1959年王赤军政委提出要建立的培养“秀才”的无线电物理系。这个系的专业包括自动控制、量子无线电等一些当时比较尖端的专业。王赤军将军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以卓越的见识与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学院特别深受大家的爱戴。 王赤军政委经常深入到最基层了解情况，非常关心部属的日常生活，讲究工作方法。在那十分艰难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物质的极端匮乏，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肝炎和浮肿病。王赤军多次亲自向军委总部首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后来国家特批给在“西军电”任教的教授每人每月特供三斤黄豆。他坚持以人为本，大胆拍板组织了一支“打猎队”，到大草原去射杀野猪野羊，尽可能地帮助师生解决生活困难。
“西军电”教师学员反映，王赤军将军身为第一政委，没有一点架子，大家都视他为父兄师长。当时在“西军电”有两个特殊群体，一个是为了培养我军高级通讯指挥官，从各军区抽调来学习的大校级学员组成的 “高工班”；另一个则是被扩招的高中二年级学员，被暂编入预科班。因为这批预科学员有千余人，最小的才15岁。王赤军在夜间工作之余，时常到预科学员班里查岗、查哨、查铺，夜间给学员盖被子、整蚊帐，关爱如亲人。 有一次从宁沪来的预科小同学向他反应说：“阿啦吃西安的小米光在嘴里转，咽不下去；每天晚上觉不够睡！”王赤军听后很重视，立即与学院后勤部及预科党委商议决定：鉴于预科小学员的特殊情况，给预科小弟弟和小妹妹们改吃大米，并安排每天比其他系学员提前半个小时就寑。
王政委特别重视，而且善于做政治思想宣传鼓动工作。1960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预科大食堂，连续作了7个小时的革命传统报告。从红军长征讲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讲到西军电的光荣历史与未来的规划发展。由于他有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一段特殊的经历，他的讲话信念坚定，信心十足。在老革命及首长中，他是最早倡导科技兴帮的先知先觉者。在创建学院的工作中，他强调把办校的指导思想搞端正，工作做扎实。从建院、招收学员、组织教学，到学员的思想教育，每项工作都亲自去抓，对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勉励学员为革命而学习，争当通信事业的栋梁之材。他经常深入到课堂、试验室，看望教员和学员，在学员和教职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王赤军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通信指挥干部和电子科技人才，为强军报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赤军（左一）与西安电讯工程学院领导合影。（资料）
四、惨遭迫害 将星坠殁
王厚生讲，1950年腊月底，伯伯带着警卫回来平江，在老家陪老人过了春节后，急忙返回北京。家人都望他再回来看看，他总是说“忙。”此后，他再冒回来过，冒想到“文革”中遭了大难。
“文革”动乱中，王赤军时任解放军通讯兵副政委，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派” “三反分子”而打倒，遭到残酷迫害。将军的女儿王苏源回忆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楞住了，从大门、影墙到院内房屋地面，铺天盖地全都贴着写着"打倒″"批判″"永不翻身"等字样的标语，家已被抄得乱七八糟，年幼的我们兄妹吓得躲在一边发抖。
当时父亲患鼻咽癌十分严重，我陪母亲送父亲到肿瘤医院看病，可医生却说父亲是"走资派″，不讲人性，不给诊治，无奈我们只能将父亲带回家。1967年上半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得不医疗，还时常被拉出去批斗，造反派凶残折磨使他病情不断恶化。8月23日夜晚，父亲被造反派批斗一天后拉回家中时，人已神智不清，话都说不出，奄奄一息。挨到凌晨，母亲让哥哥到胡同口叫来一辆三轮车，我和姐姐抱着父亲放在车上，哥哥在车后跟着跑，送到几站路外的北京医院。到了医院，医生抢救检查时，发现父亲已无生命体征。这是1967年8月24日，一代战将王赤军殁没，时年仅51岁。当时，我们全家人头蒙眼黑，悲痛欲绝。可造反派们竟然恶狠地宣布:不算烈士，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听了这“三不政策”，我们心凉到底，难道父亲为革命为国家冒着枪林弹雨征战，身伤多处的事实都一笔抹销了？
父亲蒙冤而死，我没见过母亲流过泪。她每天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单位，参加学习班、挨批斗、干脏活，下班回家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一句所受的苦和累。坚强的母亲原名张竹蔚，参加革命后改名张文、章文。她1921年生于西安富贾官宦家庭， 1938年抗日峰烟中，17岁的母亲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入党。1940年投身到抗战前线，与父亲结婚，随部东渡黄河，转战华北，直至全国解放。
战争年代，她随部队转战，四个孩子中两个饥病夭折，两个放老乡家，待返回后已无音讯。当时她跑到山坡上，仰天痛哭，擦干眼泪又随部队出发。为国失子，她无怨无悔；而今祸从天降，突失丈夫。母亲身心俱疲，把痛苦压在心里，一个人强挣硬扛着。
1967年底，母亲携我们兄妹四人到黑龙江集贤县某部五七干校劳动。母亲带未成年小妹在总场二队，我兄妹三人在分场，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制砖养猪，伐木捞柴；雨雪冰冻，不知苦累，拼命干活改造自己，以摆脱“黑五类”“狗崽子”的阴影。
母亲曾任公安部机关党委办副主任、主任，政治部直工处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后来母亲政治身份恢复，担任干校总场的领导职务。她精力十足，革命生产一手抓，特别关心这些干部后代的成长，组织学习文化，坚持培养发展青年党员。一位后来任国家部级领导干部对我说：“要不是你母亲当年破例发展我入党，我后来的成长不可能顺利。”因为当时他还属于走资派后代。
王赤军与夫人章文和儿女合影。（资料）
母亲与父亲是在战火中结下的深情，她始终相信丈夫，相信组织会还她和丈夫清白。她为父亲平反撰写材料，找有关领导和部门递送报告。她指导我写追忆父亲的文章，还把父亲生前珍爱的衣物、手枪、相机、照片等等，全都捐给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平江烈士纪念馆。
1975年中共中央为王赤军平反昭雪，1983年6月中央批准追认王赤军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骨灰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2007年4月5日清明节，王赤军将军的部分骨灰和遗物安放在平江县烈士陵园，将军魂归故乡。抗战老干部章文1982年离休，1992年荣获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2000年的5月7日逝世，享年80 岁。
1987年，王赤军的老首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中央纪检委常委、中央军委纪检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耿耿赤心献身军旅》的文章，深情纪念王赤军逝世20周年。王赤军将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赤胆忠心，功勋卓著，名存青史，永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