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3年第7期，作者：郑德厚，原题：《抗美援朝中的解方将军》
解方原名解沛然，青年时期被张学良派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张学良部队任职。曾任国民党部队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参谋长。193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1940年4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出国民党第五十一军。1941年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并得到高度评价。一次，毛泽东幽默地说：“‘解放’同志你已经回到家里来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不要再‘解放’了。”
抗美援朝期间，解方是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在三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他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为夺取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间，他还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我方代表，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的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谈判任务。解方将军精湛的指挥艺术，卓越的外交才能，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关注形势，请缨出征。25万大军用两个夜晚秘密开赴朝鲜
1950年6月，时任第十二兵团参谋长兼四十军副军长的解方，在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正在武汉休养。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他立刻机敏地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世界和平和我国的安全，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连夜写信给四野首长，请缨北上，准备参战。不久，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十三兵团和部分炮兵、工兵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向鸭绿江边集结，解方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解方异常兴奋，接到命令就立即打点行装，来不及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儿子，便匆匆踏上了征程。
1950年7月中下旬，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兵团率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第五十军及三个炮兵师陆续向东北集结，在鸭绿江畔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解方于8月抵达安东（今丹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后，立即投入了工作。
当时的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延长，后方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显露。如果美军以一部分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其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解方当时估计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大举登陆，前后夹击，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面对这一形势，解方认为，我们应当尽快出兵，配合朝鲜人民军扼制敌人的进攻，粉碎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如果待到美军打下朝鲜、直接威胁我国东北时再行反击，将会错失良机。他立刻把这些分析和判断向兵团邓华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作了汇报。
解方的见地与邓、洪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于1950年8月31日草拟了一份《关于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的报告给林彪。在分析了朝鲜战场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包括空军参战，增加参战部队，给部队增配高射炮、反坦克武器，加强后勤机构，派得力干部先期入朝侦察情况等。林彪看过这份报告后，于9月8日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转军委聂荣臻代总长酌办。
事态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仁川登陆，发起反击；位于正面的10个师，也于16日向朝鲜人民军反扑。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战略退却，形势十分危急。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下达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沈阳举行军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在会上讲了话，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各项问题作了明确部署。
在此之前，解方根据自己的判断，向彭德怀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志愿军过江时，为防止敌机轰炸桥梁，需将志愿军入朝部队全部集结于江岸待命，在夜间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三路同时过江，以防止过江后兵力不足，陷入被动；二是入朝作战难以就地补给，一切要靠国内供应，应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战役供应点、线。这两条建议，深得彭德怀赞赏，都被采纳了。
彭德怀要求25万人用两个夜晚秘密跨过鸭绿江，不能让敌人发现。解方根据这一要求，组织制定了周密的大兵团秘密开进方案。
他抓住渡口这个关键性环节，令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作战科和侦察科带着两个工兵团干部到鸭绿江各点进行勘察。当时，江上只有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三处铁路桥。他决定在三处铁路桥的道轨上铺枕木，人员、马匹和车辆都可以通行。同时，决定在长甸河口和辑安再架设两座浮桥。他要求工兵团在黄昏二至三小时内架好桥，拂晓前一至两小时撤掉桥，以防被敌人发现，暴露我军意图。工兵团经过短期应急训练，很快达到了上述要求。
解方还与司令部人员反复研究，制定了各军的开进计划，如将一个团根据铁路桥、浮桥的宽度编成几路纵队通过；过江后，迅速分路开进，避免拥挤，到达指定地域后利用树林隐蔽宿营等。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属4个军、3个炮兵师和1个高射炮兵团，从5个渡口开始隐蔽渡江，并顺利到达指定地点。25万大军，两个夜晚便渡过江去，连具有现代侦察手段的美国都没有发觉，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美国军队仍在疯狂北犯。他们盲目又狂妄地叫嚷：“中国人不敢过江与我们较量！”“没有发现中国军队过江。”
每次开会时，彭德怀总是说：“叫我们的‘诸葛亮’来谈谈情况。”
解方率司令部机关19日晚从长甸河口过江，在朝鲜行军10余公里后宿营。第二天凌晨，解方从美国华语广播中得知北犯的美军已于昨日侵占平壤。他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开会，明确指出：“敌人已侵占平壤、成川、元山等地，气焰十分嚣张，必然会疯狂北进。这就出现了彭总曾经分析过的最坏情况。我军已不可能按原定作战计划在朝鲜蜂腰部组织防御了。敌人是机械化，我军是徒步，敌人比我们的行动快。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准备与敌人在行进中发生遭遇战。”
解方指着地图说：“彭总与金首相在大洞会晤，我们机关就进驻大洞西北的大榆洞。”他们经过一夜行军，于22日拂晓到达。这里是一个金矿区，山上有巷道，便于隐蔽。山沟里有一间从前存放炸药的房子。解方说：“这间房子就给彭总吧，两边都是山，易于防空。”并要工兵连迅速给彭德怀挖好防空洞。
25日10时许，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第三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在丰小洞与两水洞之间，我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在第三五三团配合下，先敌开火，将敌全歼。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当日晚，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电令，将第十三兵团领导机构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命令宣布后，解方的当急之务，是把志愿军司令部组建起来，迅速地投入工作。为此，解方制定了组建志司的原则：不求人多，但求精干。他要求司令部所有人员要精通自身的业务，“读、记、算、写、画、传”样样都要过硬。他为司令部制定了“严、细、快、准”的四字工作标准，规范包括自己在内的司令部全体同志的行为。
为了提高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克服某些工作环节出现的“撞车”“扯皮”现象，解方大刀阔斧地整顿机关，并制定了志愿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照章办事，各司其职，使工作的条理性、计划性、时效性得以极大提高。
由于解方的认真负责，志司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指挥灵便、适应战争要求的坚强集体，多次受到彭德怀的夸奖。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每当彭德怀运筹一次战役、调整一次作战部署时，常常说：“叫我们的‘诸葛亮’来谈谈情况。”这个“诸葛亮”，指的就是解方。
第一次战役发起前，战场情况急剧变化。解方多次及时地向彭德怀作报告。他对敌人大举北犯的战略、战术和推进的路线、速度；敌人的兵力、装备和途径的地形、地貌；敌人主要指挥官的姓名和特点等，都说得一清二楚，为彭德怀果断正确的部署、灵活机动的指挥，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役用时13个昼夜，歼敌1。5万余人，把疯狂北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侵占全朝鲜的美梦。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我军在云山战斗中，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激励了志愿军全体将士的斗志。战役结束后，解方高兴地对大家说：“美军骑兵第一师是美国的王牌军，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过去是骑兵，后来改成陆军了。这支部队能征善战，为主子屡建功勋，从来没吃过败仗。主子为表彰他们的功绩，便把这支部队用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但番号始终没有改变。部队虽然没有马了，而大兵的臂章上至今还保留着马头符号。可惜，这支常胜马头师，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刀下。”参谋长一席风趣的话，让与会者开怀大笑。
彭德怀审时度势，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敌人，进行第二次战役。
战前，由解方口授，参谋人员作记录，拟制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诱敌深入方案：当敌人的地面部队开始试探进攻时，我军派出一部分兵力节节阻击，且战且退，并逐次减少阻击时间，使敌人误认为我军兵力不支，每况愈下；在撤退的路上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支、器材，给敌人造成我已溃不成军的错觉；主力部队则进至崇山峻岭预设阵地，严密伪装隐蔽，待机歼敌。
战役发起前，解方对如何减少敌机威胁，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要求各部队一切人员、车辆必须在黄昏后和拂晓前活动；不准住民房，要在树林挖坑隐蔽；做饭、烧开水必须在夜间进行，白天不准冒烟；在隐蔽区行驶的车辆，轮胎印记必须消除，推广汽车拖树枝灭迹的办法。同时，各部队组织对空射击小组，打低空飞行的敌机。
诱敌深入方案实施后，敌人果然为我军的后退行动所迷惑，错误判断我军“怯战退走”，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便疯狂地加快了进攻速度，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攻势。然而，麦克阿瑟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王牌部队正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这第二次战役，打得十分漂亮，战果比预料的要大得多：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地区。美联社惊呼：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丢脸的失败”、“最黑暗的年月”；辱骂麦克阿瑟上将是“最坏的笨蛋”、“蠢猪式的司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