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李乔，原题：学者揭秘“历史家”毛泽东：“背负青天朝下看”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史学家，不是历史学教授，也不是历史著作编纂者，但他却深具史家气质、史家眼力、史家学识。若用一个称谓来概括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可以称毛泽东为“历史家”。这个称谓，既说明毛泽东在历史学识方面有大学问，又可与人们平常所称的职业性“史学家”相区别。

　　作为历史家，毛泽东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具有多种身份，是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谋略家，这使他在读史用史方面有着一般史家不可能具备的特点。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因而他读史，发表史学见解，都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是他的哲人本色在历史学识方面的表现。毛读史的这种哲人型特征，早在他青年时代求学时就已显露端倪了。他写过一篇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秦国改革家商鞅立信为史例，谈立国要取信于民的道理。阅卷老师对此文极为赞赏，下的评语是：“有法律知识，具哲学思想”。后来毛泽东一生读史都具有这个评语中所说的“具哲学思想”这个特点。毛读史，极善于从史料、史事中抽绎出一般原理，论史则贯通性强、概括性强，善于把表面上互不相关的史事联在一起，言其共性。他读《南史·韦睿传》，读到勇将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这段史料时，写了这样一句批注：“仁者必有勇。”这是从史事中抽绎出了一般原理。实际上，毛的这句批注，并非只是从韦睿一人之事中抽绎出的，而是读到韦睿传时，由此联想到许多相同的史例而概括、抽绎出来的。又如毛泽东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传中记载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以秦朝苛政致亡的教训说明本朝必须禁绝“告密罗织之徒”。对此，毛批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又批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毛泽东由唐代朱敬则的议论，联想到了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找到了二者的共性。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是在概括一种历史教训，即“仁义不施”必然失去民心，导致败亡。

　　西方哲人有一种说法：“历史乃哲学用以教人之实例。”这是一种高屋建瓴，以哲学眼光俯察历史的史学观。毛泽东读史就富有这种俯察历史的眼光。他善于站在哲学的高度调遣史例，统帅史例，善于以史例证明哲理。他批注史书的许多语言，都是哲学语言。《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记有石勒杀王浚的情节，毛读后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后汉书·陈实传》记有某梁上君子因受感动而向陈实叩头请罪的情节，毛又批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这些批注，既是以哲理统帅史例，也是以史例证明哲理。

　　毛泽东的哲人气质还特别表现在他的咏史诗中。对于漫长的人类史，厚重的中国史，毛表现出了一种“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恢弘气度。“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贺新郎·读史》)毛泽东就是这样提纲挈领、俯察审视，勾画出了人类社会从蛮荒的原始社会，到青铜文明，再到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作为历史家，明显地具有“博通”的特征。毛读史，重在博通，而不在专门，毛的历史学识具有广博、弘通的特点，上下五千年，纵横各方面，毛泽东都有涉及，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于许多历史典籍的学术价值，他都有精辟的见解，如说《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这个评语是不熟读《通鉴》便不能道出的，又如他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也是不遍览西汉政论文章便下不了的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