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五林场里，刘安国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拥抱树木。

86岁的刘安国走不动路了，从里屋到堂屋要撑着拐慢慢挪动，闷了到院里透透气则要坐到轮椅上，让老伴推着转几个小圈子。风透过对面几个山头的杉树林吹过来，老人眯缝着眼睛，心里熨帖极了。

　　几个子女商量着去伐一株杉树来给父亲备棺木，他一听急了，“几十年才还上这欠债，等我‘老了’，哪个都不许伤树木，直接拉到县城火化。”

　　刘安国的家在地处乌蒙山区的贵州大方县对江镇大山村。曾经，由于山上没有树，每遇山洪暴发，山下的田就被损毁。

　　山上不治，山下不保。治水必先治山，治山必须种树。

　　“位于老街旁边，搞示范才合适”

　　1965年，刘安国从岔河乡调任马场区区长，上任才半个月，他找到马场公社书记刘世晶，把目光瞄准了马场街背后的毛栗坡，想在那里搞示范。刘世晶却连连摆手，“毛栗坡拉屎不生蛆，在那种树白白浪费树苗和劳动力。”

　　“毛栗坡虽然是个大火草坝，地皮薄，但位于老街旁边，搞示范才合适。”刘安国带领群众先开荒，后砌坎，顺坡随形，平成梯土，水流不走，天旱不到，树苗成活得到保障。大伙原来观望的心态也为之一变，本来计划春节前开荒培土，春节后种苗，不想春节前各队树苗种植任务都已完成。

　　在马场区工作18年间，刘安国带领群众先后建成水窝寨、水草坝、台沙、衙院、白岩脚等几十个大小林场和茶场，面积达2万多亩。

　　“我人退休了，但还是名党员”

　　1984年，刘安国从区委书记退居二线转任调研员，回到位于坡脚区的老家大山村罗家寨。“当时县委书记找我谈话，县里人事局、交通局、民政局3个位置任我选。”刘安国说，“我思量着马场这十几年种树修水利，老百姓能吃上一口白米饭了，但老家还是一个个秃头山，‘高山冷箐，洋芋当顿；想喝米汤，除非痛病’。”

　　他找来时任村副支书的陈顺兵和村里的党员刘永方、丁兴明、丁兴全，共同承包了大山村罗家寨、刺莓岭、马头边3个村民组的荒山，并与村民立下契约：植树成功后，70%归村民，30%归他们5人。

　　刚开始，陈顺兵几个人嘴上答应得痛快，但迟迟不见动作。“当时家家穷得揭不开锅，哪里还有余钱去买树苗种树？”陈顺兵说，“再说刘安国都退居二线了，回到老家还折腾啥？”

　　“我人退休了，但还是名党员。”为了筹集造林款，刘安国卖掉自家的猪、马、牛来买树种，还多次向亲朋好友借款，并以自己的财产作抵押，贷款8600元用于植树造林。

　　连续5年，刘安国带着村民把树种满了29个土山坡和13个石山坡，栽下树苗20万株。“我们林场有18.5万棵杉树，5200棵梧桐，8200棵杜仲。”这些刻在刘安国心中的数字，是他最大的安慰。

　　“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就放心了”

　　回到坡脚区的30多年，刘安国带领村民植树造林，绿化了750亩荒山荒坡，使对江镇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31%提升到2016年的51%，改善了周边10余个村寨的生活环境，减少了自然灾害发生，护住了1000余亩良田好土。

　　当时刘安国的工资只有95元一个月，基本上全都用在了种树和偿还贷款利息上面。直到1997年才还清本息共计11480元。就在贷款还清这天，刘安国和4个承包人商议后宣布，树木全部归村民，原先约定的30%他们主动放弃。

　　而刘安国的家却数十年如一日，还是1966年修建的低矮的石头房。不足40平方米的两间房，一间放着取暖用的煤炉和几条木凳，一间放着一张用5块木板拼成的床和一个破旧的沙发。

　　儿女曾劝他搬到城里去或者修座新房，刘安国说：“我都这个岁数了，还浪费钱干啥？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