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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多重维度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05日    责任编辑:安镜蓉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话语权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也是促进时代变革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 依据自身的理论特性与现实影响, 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2牢牢掌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课题。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在国家层面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 为建构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谋篇布局。党的十九大,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并要求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要求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必须要反映新时代的特征, 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诉求。因此, 多重维度地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问题, 已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坚持人民立场,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 关涉到我们对于问题的根本性理解。“为谁说话”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立场, 是遮蔽在意识形态表层背后的话语本质, 是意识形态的精髓与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 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都是承载着某种特定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一种观念表述, 都是反映特定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理论表达, 每一种意识形态无一例外都是服务于本阶级或某些政治集团的利益。作为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从不掩盖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本性, 并且运用绝大多数人的语言为人民的利益说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基本原则。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到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的全党想事情、做工作的基本尺度, 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人民立场,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原则, 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立场, 构建了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等意识形态话语, 以民生为导向, 展开了话语的实践表达, 赢得了人民的认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强调全党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在发展中改善民生, 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主流意识形态在关注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保持与人民共命运的价值取向中, 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不断提升, 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不断增强。

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因此, 一切历史实践活动的成败, 最终取决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引起最广大群众关怀的程度。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当前, 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条件整体已发展到较高阶段, 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呈现出更加广泛和多样的特征, 向往与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在2017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此作出详细而具体的描述:“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3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 也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必须直面的最直接的实践语境。

新时代境遇下意识形态话语坚持人民立场, 首先, 就要满足人民对美好未来的精神企盼。人们之所以认同一种意识形态, 就是希望意识形态所蕴含和表达的价值、理想和目标能够实现, 从而过上如意识形态所宣示的幸福、美好生活。十九大报告中, 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 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相统一, 领导全国人民在持续接力奋斗中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变为现实。这一执政目标的设定契合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把牢了意识形态领域价值道义的制高点, 是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关于价值信仰、理想目标的集中阐述, 有效提升了自身的整合力和引导力。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人民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所表述的价值信仰、理想目标就要继续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保持社会理想与生活世界的适度张力, 让社会理想关照个体的现实生活, 将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价值与个体所追求的“有意义的生活”相结合, 将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转化为个体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其次, 意识形态话语坚持人民立场, 就要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早在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 我们的党和军队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 诚心诚意的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 实实在在的为群众解决当下阶段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要想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 就必须关注民生, 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做到科学理性与人本价值的统一。当前阶段人民的需要日益广泛和多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阻碍与制约。今后一个时期, 必须在实践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提升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与分配的差距, 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使得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共建共享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契合、良性互动。最后, 意识形态话语坚持人民立场, 就要能够解除人民群众面临的当下困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 也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经历高度发达物质生产阶段之后的社会主义, 而是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封建农业社会的弊病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同或相近的弊病将在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呈现在人民内心就表征为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状况的矛盾冲突。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境域下, 主流意识形态要在不断实践探索基础之上做出中国原创式的话语表达, 直面回答人民内心困扰, 增强话语的说服力。

二、突出问题意识,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

问题在哲学层面理解就是矛盾, 是影响或困扰人们实践指向的思想意识状况。作为矛盾集中呈现方式的问题不会自动解决, 其解决需要依赖于人类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人类以批判性的思维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上升为问题, 在对主体目的张扬和规律把握的实践中探索问题的解答, 实现对矛盾的克服。能否勇于并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 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出场的动力。马克思认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时代的产物, 它孕育于对时代问题的自觉探索和科学回答之中。同样, 马克思主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也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对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 并能够有效解答时代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赢得话语权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保持对时代问题高度敏感、合理阐释、有效解答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落后中国如何实现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这一时代重大课题进行长期艰辛探索, 成功解答了中国革命的目标、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根本性问题, 赢得了革命胜利和人民认同。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性开辟了一条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基础上, 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创造性的提出、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聆听时代声音, 回应时代呼唤, 逐步建立了以中国问题为导向, 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形成了革命建国创业和改革开放富国的意识形态话语, 在对时代问题的解答中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力。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 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以重大问题为导向, 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 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2党的十八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直面并聚焦我国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 围绕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着力突破, 呈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在五年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性地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形成了以全面深化改革、复兴强国为关键词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 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出了对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的当代回答。“八个明确”从理论上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四个坚持”为“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政策指导。“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相辅相成, 构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使中国人民“强起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理论的需求程度和实现程度, 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理论是否正确提出和解决了人们和社会所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有效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 就必须植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环境, 解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以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解释力与创造力。1当前处在新的发展历史方位, 中国社会存量问题与增量问题交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要突出问题意识, 就必须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壮阔平台上, 聚焦研究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理论与实践难题, 以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用彰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性之光的“中国方案”回答“中国问题”, 为“世界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就当下而言, 话语权的建构特别要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 精准地研判破解诸如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民生的保障与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从严治党等党和人民关注的以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阶段性矛盾。同时,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要突出问题意识, 还要求我们注重全面梳理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深入研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的内在规律, 科学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当代发展, 增强其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预见性, 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指导力, 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

三、强化批判与反思,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

批判一词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意味着为追求真理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理性考量和辩证扬弃。列宁在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曾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 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结合起来, 以批判的姿态开始其理论与实践活动。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 在同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等思潮的交流交锋中形成并获得充分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传播与发展的历史, 就是一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批判性分析、审视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流行的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 回应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 在对各种思潮科学批判、借鉴反思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 逐步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与话语权。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深刻把握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 通过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导, 这是引领社会思潮的逻辑前提, 也是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历史得出的宝贵经验。在思想理论层面, 社会思潮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特殊理论存在, 内含着思想的因素, 具备一定的理论魅力和逻辑力量, “它常常表现为对整个社会现象或社会现象某些方面较为深刻系统的理性认识。”3这决定了我们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不能简单采取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而必须是建立在交流对话、分析批判基础之上的思想理论逻辑的引领;在社会心理层面, 社会思潮反映的是特定的经济利益关系, 为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发表政策主张, 从而迎合民众心理, 获得相应群体或阶层的支持。因此对社会思潮的批判引领要回归现实生活, 在对生活实践的揭示和分析中揭露其理论缺陷和现实不足。

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进入“深水”和“攻坚期”, 人们利益诉求、思想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特征将更加凸显, 社会不同思想意识激荡交锋, 一系列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竞相发声。1近年来, 新自由主义论者试图改变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 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竭力鼓吹和宣传以经济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他们宣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进步是向西方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派等学习的结果, 将中国当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于西化不彻底, 并别有用心地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对历史的审视与解释, 一直以来都是各种社会思潮较量、争夺话语权的角斗场。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抓住建党95周年、建军90周年、文革发动50周年等历史契机, 利用举办纪念活动、论坛讲座、网络传播等方式和载体, 打着“理性反思历史”、“重新评价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等幌子, 凭借丑化诋毁、造谣歪曲、随意裁剪历史等手段, 以期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除了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两种思潮以外, 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消费主义、新左派、宪政思潮等社会思潮也在我国有较大的传播和影响。

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增强民众主体意识、避免社会的同质化, 吸收借鉴其有益部分对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激发理论创新活力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也极易引发社会成员的思想混乱和价值观念扭曲,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解构者。因此,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 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 仍然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理论场域, 时代需要我们理直气壮地弘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 针对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潮中的错误成分, 以辩证扬弃的态度积极回应理论挑战、汲取合理成分、批判错误观点、抵制泛滥侵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批判和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资源保障和力量源泉。第一, 思想批判层面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导力, 不断加强马克思理论的“高位势”建设, 对思想体系本身进行塑造,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剖析各种社会思潮产生土壤、利益诉求、功能机制, 在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判分析基础上批判其错误思想观点, 揭示其理论表征背后的利益偏执与立场狭隘, 帮助人们全面把握社会思潮, 从而实现有效的价值引领, 筑牢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第二, 理论反思层面要吸收借鉴各种社会思潮的合理成分, 检视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不足与缺失, 正视各种思潮反映和聚焦的社会问题, 积极回应时代呼唤, 解答民众困惑, 在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包容超越中完善理论体系, 使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对现实的强大解释力。第三, 教育引导层面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实现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引领, 关键在于对人民群众的引领。当前各种社会思潮涌动, 与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偏低, 分析力和辨别力不强有关。因此在满足群众物质利益诉求的同时, 必须不断教育人民掌握批判的武器, 创新方式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成员进行长期的教化和引导, 把国家意志转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自觉认同, 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在实践场域, 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 只有通过实践方式, 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 才是可能的。因此, 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 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2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最终必须从物质实践层面来解释和解决。各种错误思潮习惯立足于批判攻击、放大解读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 千方百计将其同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相关联, 进行批判、诋毁和攻击, 并在此基点之上表述其关于中国未来的方案及其合理性。因此, 主流意识形态要提升话语权, 增强对各种思潮的引导力, 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 而是要深入到思想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利益诉求中, 从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完善群众利益合理表达的渠道和机制, 实现意识形态发展与利益调整同频共振, 赢得实践场域的认同与支持。

四、创新话语体系,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染力

话语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语码, 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丰富发展的用以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话语包含语言和思想两方面的内容, 思想是话语表达的内容, 语言是话语呈现的形式。语言符号系统和思想观念系统统一于话语, 使其既包含一定的符号、声调、语法等客观因素, 又承载特定主体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主观因素。意识形态需要语言的表达阐释, 语言也只有贴近言说对象才能被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顺利地被人们所理解、认同、接受, 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因此,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除了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合理与逻辑自洽之外, 理论的传播与表达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身就内含着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等要素。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在保持言说思想、意义内容一致基础之上, 依据不同的话语对象、话语介质、话语语境采用不同的话语形式、话语风格, 进行灵活的话语转换, 是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方面, 可以有效增强话语表达的针对性、形象性、亲切感, 提升话语的感染力。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进行话语转换和创新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源自于西方, 在概念表达、范畴体系、言语风格等方面有着鲜明的西方话语特色, 需要将其转化成符合中华民族文化品格、思维习惯、语言风格的民族话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 但其实现理论化以后就远离了日常生活, 以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形态表现自身, 要想掌握群众, 就必须实现话语的转换, 用深入浅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抽象的理论。话语言说对象利益诉求、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的差异, 需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根据主体的不同进行话语的转化, 采取多样化、针对性的话语样态和表达方式。信息化、全球化、多元化的言说语境, 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把握话语传播的时代潮流、中国特色、世界视野、人性根基, 把阶级性话语、民族性话语、人类性话语与大众化话语结合起来,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性。

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话语本质上说是一种关系范畴, 反映着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的“主体间性”关系。从话语言说对象的角度,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将官方的理论表述转变为民众具体实践的生动阐释, 就必须实现政治话语向日常生活话语的转换, 从个体独白向主体间对话的转换, 从精英阶层话语向普通民众话语的转换, 从统一供给向分类订制的转换。1意识形态话语从宏大的历史和抽象的真理开始, 建构了一整套恢弘的理论框架和叙述形态, 形成了具有“统一性”和“排他性”高度融合的话语体系, 保证了话语的绝对权威。但是意识形态话语本质终究来自对生活世界的归纳与概括, 如若其忽略甚至放弃了处于社会底基的“日常生活”和“微观世界”的建构, 容易使其映照在现实生活层面表征为各种空洞的标语口号、不接地气的宣传形象和整齐划一的言说风格。意识形态话语表现的晦涩难懂、曲高和寡、千篇一律、干瘪生硬, 形成了“话语表述越崇高, 越远离现实生活”的悖论。要克服这种尴尬的境地,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必须摆脱抽象的宏大叙事的桎梏, 建立生活叙事的逻辑, 将观念的意识形态转换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将抽象化的意识形态观点转换为感性形象的具体呈现, 将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哲学逻辑等组成的理论话语系统还原于日常生活, 让意识形态话语如春风化雨般融入日常生活, 承载并表征人民群众的日常观念、精神寄托、亲身感受、情感体验。同时, 主流意识形态针对不同主体的话语表达要采用分层教育和差异化引导的策略, 实现“平等、多元、互动”的主体对话模式转变, 通过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获得群众对真理的认知与认同, 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语境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言说的载体空间、场所背景, 对话语语义、话语形式及语体风格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言说语境的视角,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与提升需要实现不同语境下话语转换与创新。新时代背景下, 网络空间和对外交往领域是我国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度关注的话语语境, 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人心的主阵地、舆论掌握群众的主战场, 更是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攻方向。在网络语境下,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熟悉互联网话语传播的规律, 重视对网络语言的挖掘与使用, 借鉴吸收反映人们心理、情感、诉求和愿望的网络流行语, 将其变成传播党的执政理念、制度政策的载体, 实现话语风格的转换,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亲民性;要灵活应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话语符号, 将抽象符号转化为具体符号, 实现话语表达方式转换,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动性;要尊重网民的主体自觉和网络语境自由平等、多向互动的特点, 打破传统自上而下单的一传播模式, 鼓励在互动交流中达成思想共识, 实现话语传播模式的转换,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互动性。在对外交往领域, 要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把握国际话语权, 就要精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对外话语体系在内容上要打造融通中外的, 兼具逻辑性、系统性、完整性的对外话语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话语的表述既要能够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 同时也需要向世界人民阐释“中国奇迹”背后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支撑, 凭借对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揭示, 让中国观点成为世界共识;对外话语体系的议题设置要找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交汇点和情感共鸣点, 既要立足本国利益, 也要关照世界人民福祉, 创新设置一些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既突出中国价值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议题。对外话语体系在表达载体和形式上要加强媒介传播能力建设, 打造直通国际的全媒体平台, 要注重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等渠道, 遵循国际受众的表述习惯和接受心理, 通过讲故事等方式助推“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国际传播, 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认同, 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54页。

2 杨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版, 第48页。

3 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249页。

4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11页。

5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17年07月28日。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03页。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第74页。

8 吕薇洲:《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载于《贵州省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

9 《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页。

10 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的内涵、特征及研究意义》, 载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年第7期。

11 吕峰:《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现实境遇探析》, 载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92页。

13 林仕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主体性维度》, 载于《理论导刊》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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