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罗森菲尔德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王光远，原题：新四军中的“白求恩”：罗生特24小时应诊
奥地利著名医生罗生特和白求恩一样，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将自己短短的49年生命之中1/5时间，贡献给了中国。他在新四军中留下的事迹，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陈毅元帅称他为“活着的白求恩”。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加利齐恩的莱姆贝格，是犹太人的后裔。1928年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为反对纳粹法西斯，他毅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933年4月，基督教社会党人陶尔斐斯发动政变，接管了国家政权，社会民主党被取缔。1934年，罗生特被捕入狱，释放后，在以色列文化医院当医生，1938年，希特勒德国将奥地利吞并，并大肆捕杀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罗再次被关入德国西北部的皮乐菲尔特集中营，代号是“9615”。罗生特在集中营中关了将近一年，因找不到任何证据，才将他释放，但要驱逐出境，永远不许回国。
1939年8月5日，罗生特和他的三弟约瑟夫以及集中营的难友威廉·戴克，同乘“埃尼阿斯”号轮船，从汉堡出发，远渡重洋，来到了上海。
罗生特到上海后，在法租界开了一个泌尿科和妇产科的诊所。由于他医术精湛，很快就有了名气。
罗生特在上海期间，结识了著名的国际新闻记者汉斯·希伯和他的夫人涂鲁德。希伯是波兰籍的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1925年来到中国，参加了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翻译处工作，1938年曾访问过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1939年又到新四军中采访。1941年再去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和考察。11月，在沂蒙山区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经过希伯介绍，罗生特参加了由他领导的一个外国人学习小组，在学习小组内希伯经常向他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生产自救的情况。又向他们讲了根据地军民生活艰苦，特别是缺医少药，治疗伤病员十分困难的情况。激起了罗生特的向往和同情心。他向希伯提出一定要到根据地去，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3月中旬，罗生特化装成一个德国传教士，身穿黑色长袍，胸前挂着十字架，在交通员的护送下，3月20日来到盐城。陈毅和刘少奇亲切地接见了他，豪爽的陈毅对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欢迎罗生特先生不远万里而来！为了抗击日寇，搞好本军医疗卫生工作，深望罗先生贡献才华。”罗生特也激动地说：“我在上海欣闻陈军长的大名，今天能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能同新四军的将士们共同战斗，我感到十分荣幸。”
第二天，新四军卫生部、抗大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等单位，在泰山庙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陈毅致欢迎词，罗生特也发表了讲话。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发表评论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是第一个。”
罗生特到新四军后，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他穿上一套新四军军装，显得格外精神，一天他去看望陈毅，陈毅把自己心爱的马牌手枪送给他，并对他说：“这支枪是比利时1901年制造的，我也是1901年生人，所以十分珍爱它，现在送给你留作纪念。”罗生特非常高兴。
罗生特一上班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24小时应诊，病人何时来，他就何时给看，有急诊更是随叫随到。由于他医术高明，很快在江淮地区都知道新四军中有一个“大鼻子神医。”
当时新四军里医务人员很少，罗生特向陈毅建议开设一所卫生学校，培养自己的医务人才。不久，华中医学院正式开学，第一批招收学员50人，罗生特担任从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药理到战场救护等课程。他要求学员既讲医术，更讲医德，他说：“一个医生必须有音乐家的耳朵，鹰一样敏锐的眼睛，一双万能的手，还要有戏剧家的嘴巴。”学员们似懂非懂，他解释说：“医生要学会像戏剧家那样，用柔和的声调、亲切明快的语言去安慰病人。”
罗生特不但是位高明的医生，治病救人，而且充满了政治热情，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苏北文化协会成立时，他作了《关于欧洲文化》的讲话，简要地介绍了欧洲各国的文化情况和特点。他还出席抗大五分校举行的“五卅惨案”十六周年纪念会，出席盐城参议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还写了《请英美莫消耗金钱和时间给中国国民政府》、《郁积的仇恨》、《论第二战场》、《山东印象记》等文章，并为《反法西斯进行曲》谱曲。罗生特还写了《我们是中国青年》一诗：“我们的血染红了中国大地，使这神圣的中国的大地得到了自由；多少年来我们曾和敌人搏斗，对着这联合进攻中国的来灭亡中国的法西斯国家。我们不依赖祖先的遗产，我们不怕死，我们是中国的青年。”
罗生特还采访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索要了个人传记材料，其中有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雪枫、黄克诚、赖传珠、谭震林等人。他准备写一本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书，把中共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情况，介绍给德语国家。
根据罗生特一年来在新四军中的表现，经他本人申请，由华中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陈毅介绍，华中局批准罗生特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罗生特到新四军后，开始主要在军部总医院工作，1941年7月，日军占领了盐城，新四军的领导机关分散转移，罗生特随同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转移到阜宁一带的安全地区。当他得知前线不少伤员需要治疗时，坚决要求到前线去，他们来到东沟，设立了包扎所，连饭都顾不上吃，立即给伤员做手术，困极了就用毛巾蘸冷水在头上敷一敷，直到做完最后一个手术。
1941年9月28日，领导决定调罗生特任三师顾问。1942年初，刘少奇要返回延安，由于新四军的卫生医疗干部力量比较强，准备带罗生特、沈其震、齐仲桓等人一起走。3月19日，刘少奇一行90多人在一个营的护送下出发了，来到新黄河边，因他们目标过大，引起敌人注意，结果只有刘少奇等少数人继续北上，罗生特等人又回到第三师。5月25日，陈毅夫人分娩，生下了陈昊苏，就是由罗生特接生的。
1942年底，罗生特随新四军卫生部西移，乘船过洪泽湖，来到眙盱的第二师工作。
1943年4月，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病重，尿血不止又查不出原因，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和卫生部长谷广善陪同下，来到黄花塘，罗生特给他做了细致的检查，发现他右肾有病变，怀疑是恶性肿瘤，因没有X光机，很难确定，也不敢贸然开刀，只好暂做保守治疗。罗生特每天给他量血压、脉搏、体温，看尿样，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罗荣桓病情稳定下来，于6月底返回山东。
罗荣桓夫妇走后，陈毅和赖传珠商议，为了罗生特的安全，最好还是去延安。于是罗生特开始做第三次去延安的准备，卫生部还派人去上海买了一只手提医疗箱。6月底，罗生特在手术室负责人李磊、化验室负责人蔡和、病房负责人夏汀、翻译方政和警卫员李光陪同下，动身北上。罗炳辉师长送给他一把日本战刀、一支日本手枪和一双银筷子。
罗生特等人首先来到新四军四师驻地洪泽湖北岸的半城，受到师长彭雪枫和政委邓子恢的热情接待，四师的医疗条件差一些，他们要求罗生特留下数月再走，罗生特慨然应允。
8月28日，淮北地区暴雨成灾，大柳巷的围堤决了一个十几丈的口子，罗生特和战士们一起跳入滚滚的洪流之中，用身体组成人墙，终于堵住了决口，使方圆十几里的地方，转危为安，得免于难。
正当罗生特等人准备去延安之时，从山东传来了罗荣桓病重的消息。领导决定罗生特暂不去延安，先去山东。他来到山东军区所在地夹河村，顾不上休息，立即给罗荣桓做了检查。此后，他每天两次到罗家中治疗，使病情很快稳定下来。林月琴曾回忆说：“他是高明的医生，如果没有他这位专家的治疗，罗荣桓将受到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山东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比新四军差一些，吃的高粱面煎饼和地瓜面窝头，又黑又硬，罗生特一块一块掰着吃。治疗没有金属镊子，就用竹片代替；没有凡士林，就用牛羊油；没有胶布，就用牛皮纸涂一层胶来代替。罗生特还用土办法给自己治病，一次他患感冒，高烧不退，又没有药品，他就叫人把自己用绳子系到井里降温。
罗生特在山东极为简陋的战地医院里，治好了特务团团长张仁初的左臂枪伤；二旅曾炳华营长的腿伤；做了三次手术，治好了日照县大队李勉的小腹贯穿伤；治好了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的两腮贯穿伤。他还成功地为省参议会女议员彭葆仁，做了乳腺癌切除手术。被他治愈的群众更是数不胜数，至今在这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他治病救人的故事。
为了表彰先进，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召开英雄模范大会，罗生特作为卫生界的模范出席了大会。日本投降前后，山东军区组织五路大军向敌人反攻，在临沂战斗中，罗生特一直在前线抢救伤员。
抗战胜利后，罗荣桓去东北工作，罗生特也随同前往。10月24日，他们由临沂出发，11月5日到达龙口港，分乘六艘汽船渡海，在辽东半岛的貔子湾登陆。一到沈阳，他立即给罗荣桓做进一步检查，发现右肾有肿瘤，建议他去设在平壤的苏军总医院再检查一次。总医院做肾切除手术也没有把握，只好请他去莫斯科治疗。1946年7月，罗荣桓夫妇赴苏联，原计划由罗生特陪同前去，因苏方不同意，罗生特就留在了哈尔滨。
1947年3月，罗生特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受到纵队司令员万毅的热烈欢迎。这是战争年代我军历史上由国际友人担任的最高的实际领导职务。此后，他随同部队转战南北，在前线抢救伤员，并利用机会开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为部队培养医务人员。9月，由苏联治病回国的罗荣桓心脏病发作，罗生特由图们赶回哈尔滨，为罗荣桓治疗。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罗生特随同罗荣桓来到北平，他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院。这时，由协和医院的专家为罗生特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发现他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并有陈旧性心肌梗塞。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有病，但一直隐忍不说。经过这次检查，组织上决定他和罗荣桓一起去天津休养。
在天津，他决定回国探亲，临行前，罗荣桓送给他一块怀表留念。途经上海，陈毅市长为他设宴饯行。在宴会上，陈毅高度评价了罗生特在中国的贡献，称他是“活着的白求恩”、“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希望他早日再来中国。并将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给他的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书，亲手交给了他。罗生特回国后，想再来中国，却办不了出国手续和护照。直到1952年，他妹妹写信给我驻东德大使馆，王雨田参赞收到信后立即向国内请示，国内答复欢迎罗生特再来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期间，罗生特去以色列探亲，途中因心肌梗塞而逝世，终年只有4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