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的正史上，他被誉为:“器大远大，忠诚体国”的股肱重臣；“克己省身”、“一如寒素”的自律典范；“晓畅戎机”的军事统帅；高瞻远瞩的洋务先驱……然而，他同时也被认为是民贼，汉奸刽子手……他就是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的曾国藩。

长期以来，无论褒贬，封侯拜相的曾国藩都是被作为成功人士的典范来示人的，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大才子梁启超历来眼中无人，他却对曾国藩推崇备至，他认为如果曾国藩在世，一定能拯救民国军阀混乱的局面。

他，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乳名宽一。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他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出身。他出生时，家里虽有几亩薄田，但很难称得上富裕。从祖父起开始重视读书，却没有出现什么出类拔萃之人，所以，作为家族的长门长孙，曾国藩也承载了家族的无尽希望。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通过了院试考试，成为一名秀才。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失败，但有幸参加恩科；又经过一年的寒窗苦读，道光十六年（1836年），恩科落榜，再次与功名失之交臂。又两年，曾国藩再次赴京赶考，这次，他总算没有再让机会溜走，参加了殿试，获得同进士出身，尽管及第，但这个称谓让他感到不舒服，也成为他一生中羞以提及的一块瑕疵。

困顿家境，坎坷之路，早就了他优良品性。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想通。曾国藩重视勤俭持家，他认为一个家庭只有崇尚简朴才可能长久。史载表明，曾国藩一生以“文官不爱钱”为原则，处处节俭，时时节俭，这既是他的为官理念，也是他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他从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过财富，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富裕过。他曾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教导儿女，教导仆人。他的节俭，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促成了他日后事业的成功。

当然，说到曾国藩，就不能不提他在洋务运动中的影响。他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其实，1863他全力支持李鸿章开办江南制造总局，在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再者，曾国藩具有世界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1867年，他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译著可是居功至伟的。它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以及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尤其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一方面来看，曾国藩所倡导的作为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如此而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也是实至名归，并被载入史册。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已露末世相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大结局。他按照儒家的传统来严格要求自己，目光长远，因此说他为“圣相”。

要说中国近代以来颇受争议的人物，曾国藩可数其一也。主要原因是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的不当。推翻太平天国是一名臣子去帮助君主的职责。天津教案虽说有辱国家尊严，但处理方式却是经过曾国藩深思熟虑之后做的。直到现在，天津教案的历史评价依旧是饱受争议。天津教案让盛名远播的曾国藩名声扫地，一夜之间沦为卖国贼。但在天津教案后，家中并无多少银两的曾国藩借钱补贴给因天津教案而受处置的中国人。可能是时代，身份的缘故，曾国藩不小心成为了那个“谳之则为元凶”的官员。

但是，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是他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而不是单方面地评价一个人的功与过。

在曾国藩的治军韬略中，他善于审机审势，从大局出发。曾国藩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大事当于大处着眼。”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向湖北挺进，先后攻克安庆、九江、汉阳。湖北省城武昌戒严，清政府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一会儿救东，一会儿救西，被太平军搞得团团转。曾国藩在这个时候给咸丰皇帝一个奏折，认为不能光顾眼前的得失，还要考虑大局的发展，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壤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由此，曾国藩极力主张应该先集中两广，两湖，江西，安徽的兵力，与太平军争夺武昌，进而由上而下，沿江攻占两岸重地，以着眼于发展为原则，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湘军开始向武昌进军，十月攻占武昌，其后沿江东下，连连突破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的防线，包围九江，占领湖口，使太平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曾国藩战略的初步胜利。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观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医得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伟绩的重要措施。咸丰十年（1860年）冬，因侵略者占北京，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众口一声，唯有曾国藩说：“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只要有忧思勤勉之君，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我观察历史世事变化，觉得除了求得人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凭借。”。由于他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亦有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确实如此，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要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才可能取得成功。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曾国藩以道德修养，文韬武略著称于世，可谓“善始”。在他身上被人为地涂抹上了太多的神秘与光环，对他的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丰功伟绩更是啧啧赞赏。其实，他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起伏，窘困与险恶，这是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