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可知文明的最高程度；看一个社会里女性的自身表现，可晓国民的基本素质。民国时期，中与西交锋，传统与现代杂处，男人女人，内心一样的激荡。尤其是女性，身负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寻找与确认自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男女平权，众说纷纭，当年如是，今日亦如是。娜拉出走之后，并没有白马王子在半路跪迎，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今天我们看民国时期6位美女的日常与非凡，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立以立人，应该是恒久的人生座右铭。

阮玲玉：没有“人言可畏”这回事

阮玲玉的一生是个大悲剧，戏里戏外一般凄苦被动，甚至连最后饮药的死法，都和她所饰演的角色相同。

关于阮玲玉的死，最著名的说法是“人言可畏”，其锋芒直指社会。诚然，社会历来是怪兽，尤其在男女平权远未实现的民国时期，黑暗是见怪不怪的常态，因此怎么批判都不过分。但我们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有两条原则不应无视。其一，不可用虚言和假语为武器，冲无物之阵施放冷箭。其二，不可全然抛开个人在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里，虚言和假语指的是，阮玲玉的遗言“人言可畏”，是绯闻男主角唐季珊伪造的。连鲁迅他老人家当时也被蒙在了鼓里，因此他愤而发表的文字，就不可能与事实合辙。而且，据学者张耀杰考证，面对大富豪唐季珊，“阮玲玉同样表现出喜新厌旧、嫌贫爱富”。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但是，我们却有权利了解真相。真相就是，阮玲玉抛开曾相濡以沫共同走过困境的爱人张达民，投入了茶叶商人唐季珊的怀抱。因此，他们之间发生法律诉讼，是自有来由的。随后，报道铺天盖地，就像今天的八卦新闻。你用一句伪造的“人言可畏”来为阮玲玉的死开脱，就把水搅浑了，好像是记者的笔戮死了她。事实并非如此。

据张耀杰称，1935年4月1日《联华画报》发表的“人言可畏”遗书出于唐季珊之手，目的是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而真正的遗书有两通，发表在《思明商学报》上，但因学报发行量甚小，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以致多年来假遗书流行，成为许多人臧否人事的立论基础。

两通遗书，一通写给张达民，一通写给唐季珊。阮对张说：“不应该成为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对唐说：“没有你迷恋某某，没有那晚你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指自杀）。”某某，指唐季珊逢场作戏的性伴舞星梁赛珍。

因此，张耀杰指出：“阮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妥善处理与两个男人的事实婚姻，反而极其盲目地把全部情感和人生赌注，抵押在根本不可能与她正式结婚的已婚富商唐季珊身上。”然后，面对法律诉讼，理亏心虚的她，无力直面难堪的局面，悲惨地选择了以死逃避。

      周璇：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在一般人看来，刘晓庆只有摆布男人的份儿，却从未受过男人的伤害。与她有过纠葛的男人先后有陈国军、姜文、亚丁、伍卫国等等，分分合合间，刘从来没有透露过她因之而情感受伤的半点消息。刘的境遇中有波澜的部分，看起来似乎只与钱有关，包括坐牢。而同为明星，同为女人，周璇却要忍受金钱与情感的双重打击，因而显得更软弱，更无能。

《花样年华》是1946年10月香港华联出品的电影《长相思》中的一首插曲，《长相思》讲的是抗战期间游击队员家属在上海的经历，因而周璇原版的《花样年华》当年吟唱的是抗日主题，如今却在张曼玉与梁朝伟的情欲纠缠中作为背景数度出现。“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多情的眷属，圆满的家庭。”这里的花样月样与冰雪样，说穿了都不是人样，与仙子们相去不远，所以泥做的男人哪个能配得上周璇？那么，周璇想如愿得到后三种“生活、眷属、家庭”，基本上就难于上青天了。

关于周璇，最常见的说法是：“三四十年代女人的时髦表情是典雅而妖媚的，既有周璇那样传统可爱的小女儿态，也有秦怡般雍容华美的丰姿。”小女儿态应该是最容易获得幸福的，可周璇的遭遇却不折不扣验证着“红颜薄命”的古话。

周的第一个男人叫严华，坊间舆论都认为，他是周璇的最爱。在他身上，周璇寄托了少女最美好的憧憬。他魁梧，方正，感情丰富，周璇始终把他当作大哥、老师和保护者。周璇的生活中，太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了。周璇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叫作周文鼎，母亲花旦出身，是父亲的二房。直到有一天，智力有问题的二哥哥来她这里要零用钱时，无意间吐出了一句话：“阿爸不喜欢你！你不是阿爸养的！”周璇如坠冰窑，从此，她开始花费一生的时间来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不知自己的出处，非亲身经历者，无以体会其中的苦楚。这种寻找，是周璇至死不醒的噩梦。但周璇和严华婚后的快乐并不持久。绯闻，今天令很多小星星求之不得的绯闻，却使当时的周璇以为严华有了外遇，也令严华误会她另结新欢。冷战之后吵闹，吵闹过后周璇出走，两个人的婚姻终于走上不归路。

明星毕竟是明星，后世人容易看到她的苦，她的悲，可她自己该知道，她也是独享过无数荣华与风光的。因此，有时候，她也容易太把自己当回事，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很多明星婚姻不幸福的因由。周璇与石挥的失之交臂，恰可用这种心态来解说。

周璇早就看过石挥的戏，他维妙维肖地塑造各种人物，成为周璇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但两人见面时，谈话虚虚实实，感情真真假假，在生活中也像在演戏。直到1946年周璇去港前，两人依依惜别中才互吐衷情。在香港，周璇不断听到身边的人告诉她石挥对她的爱情日渐淡薄，甚至还有上海版的小报为证，并不断怂恿她与石挥分手。这一切如一股冷气，使周璇复燃的爱情火苗渐渐熄灭。周璇回沪后，与石挥的见面是客气的寒暄，周还没来得及责问石的负心，石就以刊物上周“决不与圈内人配成佳偶”的话来反问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一对艺术家的恋史，就这么匆促地结束了。

这样，一个名叫朱怀德的年轻商人捞到机会了，他不但四处奔走为周璇介绍医生治病，还时时关心周的积蓄，为她经营，使她得到三倍盈利。朱怀德表现得既体贴又有能力，周不能不动心。1949年春，周璇与朱怀德同居了，并将全部积蓄交给朱。朱带着钱回到上海，却如黄鹤般杳无音讯。1950年，周璇带着朱怀德走后产下的孩子回到上海，谁知朱怀德已经与一名舞女混在一起，见了周璇怀里的孩子竟说：“这孩子，恐怕和你自己一样，是领来的吧?”这出人意外而又刻毒无比的否认，破灭了周璇对他的信任和幻想。彻骨的寒冷浸透了周璇，当她拍摄她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时，“验血”两个字，像突然的闪电刺破她脆弱的神经，她假戏真做，绝望而痛苦地哭起来，在惨楚的哭声中不断哀诉：“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验血！验血！”

周璇疯了，从此，整整5年，周璇一直被困在另一个世界里。今天谁要提起一句“金嗓子”，没准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接一句“喉宝”。商业时代，怀旧已是如此不合时宜，空留慨叹，是落寞文人在角落里的哀鸣。阮玲玉早早地死了，周璇却晚晚地疯了，谁的结局更好？这样的问题不能想，一想起来，顿时心生怅惘，兀自心痛无人知。1957年，周璇的病情才得以好转，在此期间，她与一直热诚而殷勤地照顾她的唐棣先生，相处日久，发生感情，两人结合，生下一子。但是同年9月22日，她就去世了。

29年之后，周璇的两个儿子周民与周伟，因为遗产问题，把他们的养母黄宗英告上了法庭。依当时的社会风气，黄宗英还颇以当被告为耻，不像今天，有些人会用先当被告后当原告来为自己赚名赚钱

胡蝶：当美女遭遇赖或无赖

1977年春，我读小学，任少先队大队干部，在很多个星期三的下午，要到学校去，和老师们一起听校长宣读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那是些沉闷的昏昏欲睡的午后，只有听到“江青向蒋介石献媚”时，大家的精神才会为之一振。我并不知晓献媚的具体意思，但凭少年的直觉，知道那应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一种不好的行为。一个女人，居然向反动派的头子献媚，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除了阶级仇之外，对江青的痛恨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动机。

多年以后，看胡蝶的传记，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震惊的感觉。胡蝶，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堪称佳人如玉，岁月似梦，她的弯弯笑眼和湿湿眼神有着谜一样的魅力，浸透着既人间又天堂的芬芳。可她，却曾委身戴笠，那个在历史课本中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个在影视剧里阴险狡诈，整天与辣椒水、老虎凳为伍的人！如果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表达的毕竟还是一种惋惜，那么胡蝶与戴笠的勾连，简直会让我们在不自觉间对她也鄙夷起来。

那么，这种鄙夷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鄙夷一旦发生，我们就对一些基本事实也视而不见了呢？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戴笠并不是那样一个歪戴帽子三角眼的恶人，有史家披露，为把胡蝶追求到手，戴笠使用了特务手段，以求速成。最糟糕的是，当时正值抗战，胡蝶本来藏在香港，想过小户人家的日子，不想却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军方逼她去日本，要拍一部观光旅游纪录片《胡蝶游东京》，借中国大明星给大日本皇军及“中日亲善”歌功，胡蝶只好与丈夫潘有声一起逃往内地。

逃难途中，兵荒马乱，胡蝶托人运送的三十大箱物品被劫走。消息传来，胡蝶当场晕倒，那是她半生的积蓄，以后可怎么活？此事被胡蝶在上海的朋友杨虎知晓，马上通知了戴笠。戴老板大喜过望，这真是一只天鹅拴着红线从天而降。他马上给他的军统特务们下了死命令：找不到东西提头来见！整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运转起来，黑道白道，多管齐下。可是几个月后，还是没有头绪。戴笠坐不住了，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先把胡蝶委托的转运人抓到监狱，给了个侵吐他人财物的罪名，以造成人赃俱获的假象，然后，他手掐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派大小特务们四处购买，到底凑满了三十大箱，封好，送到了胡蝶的面前。

胡蝶却领了戴笠的情，照单全收了。此后，戴笠有事没事就往潘家跑，尤其盼着胡蝶时不时地病上一场，他好借机问医送药，在病床前嘘寒问暖。要知道，抗战的艰难时期，医药奇缺，往往是一支金鸡纳霜就能救人一命。值得说明的是，戴笠在胡蝶面前，一直表现得像一个合格的情人。柔情蜜意，风情万种，小心呵护。老牌特务沈醉说过：“戴笠得到胡蝶后，行为稍好一点。”然后，戴笠利用手中权力，给赋闲在家的潘有声找了份工作，送他到了昆明。潘有声一走，戴笠趁虚而入，与胡蝶秘密同居就水到渠成了。据野史载，胡蝶也是以此为耻的，还曾从戴公馆偷跑一次，被戴的副官劝了回去。直到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于戴山，胡蝶才重获自由。

林徽因：良家妇女

几乎所有传奇与传记，都津津乐道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故事。而在徐失事后，林徽因写过一篇《悼志摩》，自称是比徐“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这“年轻许多”不只是说在年龄上她比徐小8岁，更强调徐志摩与她父亲是好朋友。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声明，直接把徐奉到父执辈分上，同时暗示了自己当年的不谙于世事。徐志摩可以沉迷爱河，她却并不随之深陷。梁从诫说过：“母亲（林徽因）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说，对徐志摩，林徽因说喜爱也好，敬佩也好，却不能说恋情。人家没爱上你，你就是天大的才子又如何？后世戏文硬编出的缠绵悱恻情爱，是从来不曾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