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世界最早将性教育列入学校必修课的北欧国家，也许是比美国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两年多之前，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和我住一个宿舍的瑞典朋友在脸书上转了一段节奏欢快的音乐视频。好奇点开，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就和全世界数百万被这首名为“Snoppenochsnippan”的神曲洗脑迷住的人一样，甭管走到哪儿，都忍不住嘴巴里哼唱着“Snippe-dipp-dipp-snippedi-snopp”的旋律。
不过，这有两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首先，如果把瑞典语的歌词翻译成中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画面太美不敢看。因为Snoppen在瑞典语里，相当于中文的“小鸡鸡”，而Snippan则是“小咪咪”的代称。至于歌词吗——“阴茎来了，昂首阔步……阴道好酷，这事儿靠谱……”
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那就是这段音乐视频，其实是瑞典国家电视台SVT儿童频道节目Bacilakuten的片头曲，而这个介绍身体、健康与疾病的节目，目标观众是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
是不是感觉眼镜碎了一地?
理解这件事的背景知识，是早在1955年时，瑞典便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将性教育列入学校必修课的国家。这也就是说，坐在电视机前看这段短片的瑞典小屁孩儿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他们自己的小屁孩年代里，就已经习惯于坦率、轻松、幽默地同老师和亲朋好友讨论两性问题，所以不太可能一看到鸡鸡咪咪翩翩起舞就脸色大变，跳起来把电视关掉。
而事实上，早在整个西方世界还在谈性色变的两百多年以前，这个国家最受尊崇的大科学家、瑞典科学院的创始人卡尔-冯-林奈(CarlvonLinne)在乌普萨拉大学教书时，便开始教育他的学生们，性是快乐与愉悦之源，并不应该为之而感觉禁忌和羞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路德宗牧师之子和基督徒，林奈一直灌输给他的学生们的理念，是性与生殖不仅自身是好的，更是来自上帝的意旨。
在1985年底发表于《计划生育展望》(Family PlanningPerspectives)杂志上的评论文章里，时任瑞典性教育协会(Swedish Association for SexEducation，瑞典语缩写为RFSU)副主席的卡尔-古斯塔夫-波修斯(Carl GustafBoethius)写道，由于瑞典在儿童性教育上采取的这种态度，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会觉得，这个国家是个青少年普遍性早熟、国民性观念极其开放、蔑视甚至反对传统一夫一妻制、缺乏道德和信仰约束的性爱天堂，但事实真相却绝非如此。
身兼一本瑞典官方教会出版物主编的波修斯指出，虽然瑞典在学校性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也走过弯路，但即便是犯错，从错误中学习也要比闭目塞听、无所作为造成的危害小。
30年后，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支持了波修斯的主张：2015年，瑞典的青少年母亲比例(15到19岁之间曾生育子女或正处于怀孕阶段的女性比例)是千分之6，而美国的对应数字，是千分之21。此外，多项研究显示，瑞典青少年开始性生活的年龄并不比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早，而在首次进行性生活时，90%以上的瑞典青少年会选择使用避孕手段。在性传播疾病感染率和艾滋病发病率等关键数据上，瑞典也完胜美国。
更重要的是，在老龄化、不婚、离婚和生育率降低日益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欧洲，瑞典的数字却相对乐观：20岁以上的瑞典人中，43.9%处于已婚状态，还有18.3%的人虽未结婚但以稳定配偶形式生活在一起，高于欧盟和美国平均水平。每名瑞典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龄为29.2岁，平均生育1.98个子女，而且与出生率急剧下滑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呈逆势上升状态。
最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半数以上的新生儿出生时母亲处于未婚状态，而瑞典的离婚率在欧洲也处于较高水平，但即便是在离异人群中，平均婚姻持续时间也长达11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瑞典连年被评为全世界家庭结构最稳定、最适宜养育孩子、最有利于儿童身心成长的国家之一。
纽约大学的教育与历史学教授乔纳森-齐默曼(Jonathan Zimmerman)在《烫手山芋：性教育全球史》(Too Hotto Handle: A Global History of SexEducation)一书中指出，开端于瑞典、普遍实施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北欧式性教育与英美体系的性教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前者更侧重于性的积极性和私密性，强调把个体和家庭放在中心，“教”与“育”并行，而后者则经常被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舆论攻势所绑架，当艾滋病、性病、青少年未婚先孕、同性恋、老龄化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时，正统派就会把性当成替罪羊拿出来吊打一番，而被贬抑被歧视的少数派和一部分自由派精英知识分子又会变本加厉的针锋相对。
但这种只看大数据而忽视个体的做法，把人类关系中从质和量上都占重要部分的长期稳定两性关系等同于上床约炮式的偶然性活动，恰恰与性教育的本意背道而驰。
我不懂瑞典文，在图书馆里只能找到一本1977年版的英文版瑞典性教育教师手册。但随手翻翻，里面的很多理念和做法，尤其是齐默曼特别推重的个体化与平等和谐观念，即使放到今天也依然令人深受启发：
比如里面提到，不同背景的人和家庭对性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过分强调客观理性公正、不带价值判断、绝对“反有神论”(antithesis)的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性教育是错误的，但与此同时，也一定要强调，性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一定要建立在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系之上，男性和女性的性道德标准应当是平等一致的，不应认为哪一种性别就有权利肆意胡来而另一种性别就应当谨守贞洁，成为寻欢作乐或繁殖后代的工具;
针对6到9岁小学低年级儿童的生育和避孕课程，重点传递的信息不是抽象的生理学概念和器官结构解剖图，而是用分享各自故事的方式强调，每个孩子都有权利作为一个被欢迎的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父母应当等到他们具备足够能力养育照顾孩子的时候才选择生育，而母亲的健康和家庭经济状况也是做出这一决定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而在针对中学生的关于手淫的课程设计里，讨论的几个层面包括手淫有害健康在医学上并无充分依据，但在非私密场合用手触摸生殖器的行为并不得体，为他人手淫和让其他人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可能构成性虐待，以及性宽容有其限度，对那些认为自己有特权对他人实施身体和精神伤害的人，不应当一律宽容，而对于感觉到被侵犯的个人，也应遵重他们发出不同声音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教材中会有专题讨论，性的权利并不仅仅属于年轻健康的人，存在身体和精神缺陷的残疾人、囚犯和老年人，他们的性渴望和性需求即使不一定都能够被满足，但至少也应当被尊重，不应成为歧视和嘲弄的对象。
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教学设计，毫无疑问需要财力和人力作为后盾。在瑞典，学生人数超过500名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小学和中学里，通常都会有一名专职的性教育老师，开设每年为期4到5周、以小班讨论为主要形式的性教育课程。这部分源自瑞典性教育先驱爱丽丝-奥特森-詹森(EliseOttesen Jensen)的理念：爱必须是可以真实感受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枯燥道德说教。最大的浪费，是人的浪费。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生在经济发达、幸运逃过两次世界大战波及、从而积累了高福利基础的瑞典，也不太可能所有人都一下子移民斯德哥尔摩。但从中产阶级父母的角度，至少，瑞典的性教育理念和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潘多拉之盒的另一种打开模式。
毕竟，正如齐默曼在书中尖锐指出的，这不是一个你闭上眼睛假装现世安稳，所有问题就可以自己解决的世界。在家庭和学校这种亲密、安全、具有信任感的环境里回避性教育话题，很多时候等于放任孩子成为价值观扭曲的网络色情内容的俘虏;恋童癖活跃在社交网和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们并不是先天邪恶的坏叔叔，很多时候，只是当年性虐待性侵害的对象长大了成为施害人;文静好学的女孩子并不见得与性生活绝缘，事实上，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调查数据现实，女孩开始性活动的时间平均要比男孩早6个月，中位年龄是16.5岁;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球性传播疾病的新发病率创下了历史新高，24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感染者的50%到65%;更不用说，对于女孩子，一次意外怀孕很可能会给身体和心灵留下永久的创伤。
最令人伤感的是，很多时候，这些伤害根本与受害者的个人行为和意愿无关，而不过是蒙受意外性侵犯之后的雪上加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在美国被大力推广的“守贞运动”(Abstinence-OnlyEducation)，最后以一败涂地告终：那些绝大多数生长在保守基督教家庭中、被教育婚前不发生任何性行为、甚至带上守贞指环以示决心的青少年，初次性行为时间并未推迟，性伴侣数量并不比同龄人少，而且更可能发生完全无保护的高风险性行为，对自己的性生活有更强烈的内疚感和负罪感。
1886年出生、1973年去世的爱丽丝来不及看见她的理念被科学研究数据所验证。但这结果想必不会出乎她的意料。毕竟，她曾亲眼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小妹妹玛格希尔德(Magnhild)，在意外失身、意外怀孕之后，被父亲送到远离熟人视线的异国，在孤独、耻辱、恐惧与懵懂中度过一个女人生理上最脆弱的几个月，然后在孩子被送走后精神崩溃，最后羞愤自杀。正是这道深刻的创伤，让爱丽丝在结婚移居瑞典之后，于1933年创立了瑞典性教育协会，并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著书立说，奔走讲演，致力于清除社会加诸于性关系之上的种种禁忌和污名，用基于亲密、和谐的性教育为最容易成为牺牲品的青少年和女性赋能。
如果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是美国黑人平权运动最经典的文本，在瑞典，爱丽丝·奥特森·詹森也有一个类似的梦，被印在一张1980年发行的邮票上：
我梦想有一天，
每一个新生儿都被欢迎，
男人和女人都能平等，
而性，
能成为亲昵、快乐和温柔的传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