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8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来自瑞典的汉学家、作家林西莉女士成了中国读者关注的焦点。她不仅以《汉字王国》、《古琴》等著作，获颁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而且中信出版社、“纸托邦”等文化机构，还为她举办了新书发布会、作品分享会等四场活动。这些活动推出了她的中文新书《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和《给孩子的汉字王国》，近千位读者与84岁的林西莉教授以及翻译家李之义、万之与一起分享了难忘的读书时光。

　　作为热爱与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林西莉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

　　特殊年代的西方留学生

　　出生在瑞典隆德的女孩西西莉亚·林奎斯特第一次接触的“中国“，是母亲传给她的一把漂亮的蜡纸伞，上面有黄绿两色兰花。这件来自传教士的礼物，使她自幼对那个遥远的国度充满好奇。

　　青年时她在德国、意大利等地游学，还师从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过汉语和中国艺术。21岁的时候，她不愿止步于做一个高中教师，渴望趁着年轻开阔视野。她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连续历史，同时，它也拥有最漫长的文化史。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绵亘五千年。”1961年，机会来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要来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她决定同往，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那时，要获得中国的留学签证非常难，她只好求诸名流推荐，甚至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许可书。

　　入乡随俗，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林西莉，林即森林，西莉是西方的茉莉花。她在中国待了两年。1961到1962年的中国，正处于饥荒与贫穷并存的一个困顿时期，而且相当封闭。当时全北京居留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在内也不过几百个，北京大学的200多留学生中，来自西方国家的只有4人。

　　林西莉说，其实，瑞典本是西方国家中最全面了解中国的国家之一。19世纪中叶，热爱中国的瑞典传教士纷纷来到这里，他们出版书籍、小册子，记录下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一切，向瑞典读者描述中国。还有探险家斯文•赫定，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纳•安特生等瑞典人，都曾写过关于中国的书。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和西方世界隔绝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关于中国的很多事，但关于1950年之后的中国，我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大跃进’，也没听说过‘人民公社’。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因此，当看到1961年真实的中国时，她“惊愕”了。时值1月，“教室和宿舍都很冷，学生们都穿得鼓鼓囊囊的。”春天，她看到中国同学上树摘榆树叶吃，当她向校方反映他们毁坏树木时，被告知他们已有半年没吃到新鲜蔬菜了;她看到饥荒期间不让做剧烈的运动，面色浮肿的师生下课后，就在操场上集体打太极拳。但她和其他留学生只能远远地望着中国同学，不被允许与他们接触。

　　直到自己也开始一绺绺地脱发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医生诊断为蛋白质严重缺乏，让她每周两次到协和医院注射维他命B。

　　令她不适应的不仅仅是穷困，还有政治僵化和教条主义。课文中很少有日常用语，政治口号和教化宣传充斥着课本。老师只是机械教学，一味让死记，没有过多的解释，提问被视为打扰课堂纪律。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不自由。

　　甚至，学校派了陪伴她的“辅导员”，留学生的一言一行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私人物品和信件也被秘密检查、翻动。与此同时，她也看到中国同学面临的政治压力：“学生们都很胆小害怕，要是做错了什么，就会受到惩罚，或是被送到农村去。每个人都很害怕。”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我与这个国家的距离在令人不安地增加。生活过得如此沉重，就像穿着胶鞋跋涉在泥泞的田地里……授课不是要造就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是要使人无条件地服从新的社会制度……我感到我在变小、皱缩和正在不可救药地变成一个四岁的孩子。”

　　在《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中，林西莉真实、细致地写下她在中国这两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她用一台借来的相机，拍下她所看到的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仅是北京，还有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书中从她当年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精选出二百多幅，逼真地再现了1961-1962年的市井中国。

　　她说自己“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处于对所有事情都似懂非懂的一个奇怪的中间状态。”她问道：“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革命成功了，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为什么人民还会挨饿?今后怎么办?”

　　古琴让她爱上中国

　　然而很快地，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她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这是因为有一天她走进了北京护国寺“古琴研究所”那古色古香的院落，“接触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字、音乐”，还“结交了很多不同个性的人。”

　　林西莉曾经学过钢琴，也弹过鲁特琴。来中国时，她想学一门中国乐器。一位俄国的音乐教授建议她学古琴，说古琴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人风骨的乐器，并向她推荐了古琴研究会。

　　北京古琴研究会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目的是对全国收藏的古琴及古琴名曲进行收集和整理，使之得以保存。研究会有11位工作人员，管平湖的父亲是宫廷画家;溥雪斋是末代皇帝的堂兄;查阜西、吴景略是音乐学院教授，还有汪孟舒、杨葆元等，年轻一辈则有王迪、许健。

　　林西莉说：“他们是我遇到的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不管我问什么，他们都能回答，不管是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无所不能。没有一句时下政治状况的废话，从来不讲政治空话和口号。”

　　她成了古琴研究会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学生，王迪成了她的老师。王迪弹的是一张唐代的琴，林西莉弹的是一张宋代的琴。学者们对她都非常关照，毫无保留地把所知道的都教给她。“我不停地提问，他们耐心地一一回答我。”

　　与这些温文尔雅的学者相处，使她如沐春风。她王迪指导下练琴，管平湖、溥雪斋有时也会轻手轻脚地走过来，评点一下她的指法。听他们弹奏古琴令她痴迷……她印象中的管平湖“不过一米五的样子，瘦弱矮小，满头灰白的头发。他把那双又大又黑像树根一样凸凹不平的巨手在琴弦上摊开时，反差极大。他的弹奏如此有力，仿佛整幢楼都要倒塌一般”。

　　她说：“当我来到古琴研究会，我的世界完全改变了。”“我从没遇到过这么有教养，这么可爱，这么和气的人。和压抑、教条的校园相比，这里是开放的、甜蜜的。”

　　小院的环境也令她着迷：“人们用很简单的方法”把“破烂不堪”的房子“弄得温馨舒适，把坑坑洼洼的墙壁用柔软的白宣纸糊上，挂上竹帘画和美丽的书法作品”，“夏天的时候，树影斜伸进屋子，美妙极了”。

　　对她来说，这儿是与严酷的政治大环境隔绝的一方净土。中国精英的传统文化尽管受到怀疑，但仍然在此保存完好。

　　在这小院里，她学习了《平沙落雁》《胡笳十八拍》《广陵散》等音律美妙而意境深远的古琴曲，从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崇尚之情”。古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和那些儒雅博学的老师，与她产生深深的心灵契合。“这一切构成我生活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她说。

　　两年后，林西莉恋恋不舍地要离开中国了，研究会为她安排了一场考试，有二十多位专家在座。评委们赞扬她不愧是管平湖和王迪的高足。为了她回瑞典后能继续学习，老师们让她找一台录音机，要专为她弹奏一些曲子。她托人从香港买了当时最好的德国根德牌录音机，录下了管平湖等古琴师弹奏的二十三首曲子。她想买一张古琴，但到处都买不到，研究会决定将明代的古琴“鹤鸣秋月”送给了她。

　　林西莉在书中写道：“我后来才理解这两年对我有多重要，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会离开中国，再也不想回来。”

　　后来，她花了整整15年时间写下《古琴》，此书获得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鹤鸣秋月’这张琴，和那些我在北京古琴研究会有幸遇见的人，便是促成我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

　　那盘珍贵的录音带，在林西莉回国后的忙乱中丢失多年。但就在2014年，林西莉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发现了它。她高兴极了。经过唱片公司的技术处理，磁带上录制的曲子得救了。这些录音至少有10首从未被灌过唱片，是殊为难得的的绝版。林西莉决定把它们制成CD，将在今年10月与中文新版的《古琴》一起发行。

　　打造一个独特的《汉字王国》

　　《古琴》是她第二次获得奥古斯特奖。她第一次获此殊荣，是在此之前，同样花15年时间写下的《汉字王国》。

　　这又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1962年离开中国后，林西莉和丈夫又陆续去印度、拉美等地游历，两年后才回到斯德哥尔摩。她担任了高中历史教师。一次，学校里的18位中学生联名向学校提出，想学习汉语，林西莉毛遂自荐做他们的汉语老师。她借鉴高本汉的办法，不让学生们死记硬背，而是讲解汉字的结构和来龙去脉，通过造型生动的甲骨文、金文，让汉字活起来。作为外国人，她对每个汉字、一撇一捺都充满好奇，总是寻根究底。她说：“我会关注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

　　她还尽量利用中国新的考古发现，一些文物图片，使学生对汉字的形状来历有迹可循。她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和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随着课程延续，她讲的字词越来越多，积累了厚厚一本。她本打算用这些资料来写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她曾收到一封12岁小男孩的来信，孩子在电视中跟她学汉字，把节目中的汉字都学完了，又跟她要更多的汉字来学。她想，写成论文，读的人也就不过十几个。既然一个12岁的孩子都对汉字这么感兴趣。那么我一定要为每一个对汉字感兴趣的人，写一本“相当有趣的书”。

　　从1973年开始，她每年都会来中国一两次，到图书馆查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前往考古发掘地观察实物。她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设立考察点，如果发现一种工具或文物器具与某个字字形有关，她就会兴奋得不得了，立即将它补充到自己的书中。就这样，经过整整15个春秋的研究与写作，1989年，也就是她57岁那年，《汉字王国》问世了。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引起注意，获得瑞典文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并被陆续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备书。

　　令人称奇的是，《汉字王国》在汉字的家乡也得到读者的喜爱。这本书自1998年在中国出了中文版，迄今已印行了二十余次。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曾在《参考消息》撰文推许，有关教育专家将它选为适合中学生的基础读物。

　　在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信出版社推出的少儿版《给孩子的汉字王国》，令不少小读者爱不释手。他们把林西莉叫做“汉字妈妈”。

　　一本讲汉字的书，为何会同时俘获东西方读者，包括青少年、儿童读者的心呢?

　　《汉字王国》的译者李之义先生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叙述情趣。”翻译家万之先生说：“它不仅仅是一部介绍汉字的知识普及性的书。林西莉首先是一个作家，她写出了一部文学作品，有趣味性，语言也很流畅优美。”本书的责编、三联出版社副总编辑汪家明先生说：“本书的副题是‘讲述中国人和他们的汉字的故事’。迄今为止，包括那么多中国人讲汉字的书，还没有一本能做到这么简洁明了，这么样富有趣味，这样具有启发性和独特的推想。”

　　林西莉在《汉字王国》的自序中说：“本书的中心是讲述一个故事，这就是在汉字的起源及其发展中的中国文化史。”她将其定义为一本故事书，“告诉人们汉字中蕴含的许多中国古代的故事和中国人对世界的思考。”

　　比如讲到“山”字时，她从泰山讲起，讲到附近的曲阜和大汶口的文物，又讲到中岳嵩山和西岳华山，然后讲华山所在陕西的古迹和文化，接下来又开始讲米芾书法和绘画中的山，最后又由太行山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

　　讲到“弓”字，她先讲到两千八百多年前中国人就使用弓，讲到19世纪末皇家的弓箭手，讲到历代发现的弓，讲到甲骨文、石鼓文上的“弓”字，配以青铜器上精美的弓箭图案。

　　又如讲到“鸟”字，她说：“我们在甲骨上看到一群唧唧喳喳的鸟，华丽的羽毛在风中抖动，嘴里发出短促、金属板悦耳的叫声”;讲到“羊”字，她说：“一块陶片上的中国绵羊的古老形象是很著名的，大约有六千年历史。犄角强劲有力，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们。”……

　　书中200多个最初造出的汉字，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个个都是那样丰富、生动、迷人。难怪汪家明先生要说：“看了以后我对汉字之美那种文化的深邃，理解很深很深了。”

　　林西莉说，“我写的书，要让8到10岁的孩子也能够读懂。我希望写给那些对汉字一无了解、第一次接触的人，让他们都能够阅读和喜欢。”

　　她还说：“我十分开心，因为我不仅借此机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更对令我大受裨益的中国文化表达了尊重，向中国人回报了我毕生的所学所感。”

　　她要向世界讲的下一个中国故事，是正在写作中的《剪纸》。为此她已收集了几千幅中国民间的剪纸资料。“我要抓紧，因为我已经84岁了。”她说。

　　林西莉的故事深深感染着我。作为图书编辑，我向自己发问：1、一个有才华的外国人如此迷恋中国文化，尽其毕生精力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没有自信?2、在向孩子们讲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是否找到了为他们乐于接受的方法?3、如何在国际性视野中发现中国古典文化之美，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适时地传承这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