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间差零度化】

　　一，中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其高度发展的封建主义文化使得封建主义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难以改变的存在，它在世界封建主义国家中独具的完善性，使它自身保持了长久的寿命;而封建主义寿命的长久更造成了资本主义登台的姗姗来迟。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中国没有与西方大多数国家同步进入资本主义，甚至也没有与日本同步进入明治维新那样的社会变革，这一切就造成了中国在近代惨不忍睹的民族生存危困境况。正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的危困境况，才以坚实有力的方式打破了中国封建大帝国的闭关自守与停步不前。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在此基础上，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这个“天下为公”的近代伟大革命家，在象征的意义上敲响了中国封建帝国的丧钟，将皇帝赶下了金銮殿。

　　二，与孙中山几乎同时，诞生了更激进、更尖锐与更先锋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它在其初期与孙中山携手并进，随后便作为一个刚刚发端的政治力量踏着仅仅是皇帝被推翻的变革成果继续前进了。

　　它的革命行动一方面发生于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末期，发生于一个资本主义远未充分发展的贫穷国度，另一方面，就国际背景而言，它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都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在西方哺育了几代相继的工人阶级运动，而且造成了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这个国内、国际的巨大历史发展的时间差，以极为奇特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力量上零度化。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既是共产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它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组织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共产主义，而它在当下历史阶段要完成的经济和政治使命，却首先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

　　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革命，综合了当时国内及国际背景的诸多因素，是中国当时诸多社会力量的合力的产物：

　　第一，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国际势力的影响。

　　第二，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潮流，这里本质上是民族资本在中国发展的要求。

　　第三，与此相关，我们特别看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

　　第四，我们看到了民族资本及其知识分子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

　　第五，我们看到了整个民族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这特别集中体现在中日战争上。

　　第六，作为这些矛盾的一个特别表现，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这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四，这里，一个特别重大的矛盾，是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斗争，这是近代史特别是共产党的革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以其坚决性和彻底性赢得了它后来赢得的一切。

　　正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所讲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正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在全民族的范围内以充分的合法性成长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一个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虽然它似乎更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力量推上了历史舞台。

　　当一个民族面临异族侵略压迫时，除了投降，就是作战。而只要作战，就一定会使得坚决的主战派占据主导地位。没有那场抗日战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天下。民族危难之时，民族便把权力交给了民族英雄。共产党以其无产者的一无所有的气概挺身而出，它赢得了一切。

　　在那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它无疑是勇敢和无畏的。它失无可失、奋不顾身的奋斗最终注释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独立的中国。

　　五，共产党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它的领导集团实质上是一群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具有民族、民主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或许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充分领会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思潮与国内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进程的时间差的实质，然而，从整体上讲，他们却在实践中无比自然地合成了这两个潮流。这是实践的合成，是在一系列战略、策略的调整过程中的合成，是在整个形势迫使下的合成，是通过其领袖人物的天才选择而完成的合成。

　　他们领导了工人阶级，却并非从工人阶级中产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矛盾：这里有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有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有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矛盾，有整个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们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层次的统一战线。

　　就民族独立而言，他们有反帝的最大的统一战线。他们首先成了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利益的代言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资本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代言人。还在反帝斗争的过程中，在有限的程度上与官僚资本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因为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这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战争。而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胜利后，他们领导的又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人民战争。

　　六，当我们将观察的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的领导集团时，我们不仅看到他们是由那些具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倾向又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组成，同时我们还可以大致地(并不十分显然地)看到这里有三种不同的倾向，或者说三个有区别的层次：

　　第一个倾向，是最激进地照搬布尔什维克的王明路线的倾向。

　　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曾经占据过主流地位。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类似城市暴动这样的左倾激进策略。在对内的思想组织原则上，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大规模清洗的路线。这个倾向或者说这个派别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了。

　　然而，我们在随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康生、张春桥之类人物的活动，可以说颇具这种色彩。这或许是为文化大革命这极端的十年埋下的伏笔。

　　第二个倾向，或者说第二个潮流，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稳健派。

　　他表现为知识分子与中国广大农民的高度统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国情的高度统一，是共产主义与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实践需要的高度统一。他们是领导人民战争的天才人物。

　　第三个倾向，或者说第三个潮流，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隐蔽的，朦胧的，那就是，不仅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整个西方文明有过较多的接触，有过一定的理解，因此，他们有可能在共产党未来的历史中率先表现出对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的理解与接受。

　　他们一方面同毛泽东一样，是领导农民战争的好手，另一方面，他们的思维与农民的思维更有先天的距离。这种潜在的素质为未来的历史，特别是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历史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内这一潜在倾向的典型人物。

　　七，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彻底、最坚决、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力量，它胜利了。而就其自身而言，则是一个打磨掉了偏激左倾倾向的毛刺、坚持稳健务实的农民战争路线的胜利。

　　八，中国共产党终于掌握了国家机器，他们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并广有威望的政治力量。从经济上讲，他们以革命胜利的名义直接剥夺了官僚资本，并将此归为国有。他们现有的是由剥夺而来的极其微弱的一点工业。

　　他们兑现诺言，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也便面对了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这在眼下只是可以获取税收的一个社会底盘。他们还将面对的是私有的民族资本和私有的个体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他们还领导着工人阶级，而工人在有限的国有化工业及民族资本的工业中为数不多地存在着。

　　共产党人面对这样一个经济现状，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工业化必然成为他们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