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就有两种科学在争夺中国人，一种是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并列，为的是救中国，是一套千真万确的真理，一种是任鸿隽的科学，它只是它自己，客观上能使中国强大，却不一定有利无弊。

　　任鸿隽是留美生，化学硕士，1915年在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主创《科学》杂志，被爱迪生视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先声。当时，毛泽东正在“设法补足基础科学知识”，用它扩大视野，华罗庚读了它，萌生出研习数学的冲动。《科学》杂志也影响到陈独秀，9个月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终以科学为旗，掀起蔚为壮观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是职业革命家，曾经留日，却没文凭，进北大掌管文科，蔡元培为他做了学力和从教履历的假证，他对文史哲和革命史的总揽，可谓高端，但对科学的认知，不过是科普读者的水平，在奋力弘扬科学的造势中，搀进了许多纯属个人想象的强力注释。

　　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这没什么错儿，任鸿隽也这么认为。不一样的是，陈独秀别无他顾，认为科学只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不可能破坏进化。那个时候，欧洲鏖战正酣，欧美思想家已开始检讨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副作用，甚至认为，科学必将破产。这一切，任鸿隽听起来，毫无困难，但于陈独秀，科学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有缺陷，它是“正确”的同意语和代名词。于是，在陈独秀的描述中，科学是救世主，可以救国救民。而在任鸿隽那里，科学当然对中国有利，却是长远影响，并非功利主义的直接作用。

　　事实证明，人们更容易接受陈独秀的思想，中国太弱了，急功近利的设计总是更有感召力，一夜翻身的捷径更能吸引人。此外，陈独秀善于宣传，他把科学拟人化，称做“赛先生”。相比之下，任鸿隽的方式显得繁琐，1918年之前他又远在美国，他的《科学》杂志对大多数中国人的影响，并非科学及其内容，而是它率先使用了横排版和标点符号，仅仅是一种文化冲击。

　　对于陈独秀，科学是一套技术，立竿见影。对于任鸿隽，科学是各种学术思想，可带动技术发明。陈独秀觉得，科学和技术差不多，科学应该为技术服务。任鸿隽认为，科学是技术之母，母亲做得好，儿子自然好。由此可知，中国人提到“科学”，直到今天，脑海里浮现的究竟是谁的概念。

　　在陈独秀那里，“赛先生”是万能的，可以支配人生，其实是“赛菩萨”。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演讲，说科学对人生观无能为力，心灵学可能是一种办法。丁文江批评他，不从科学中寻强国之道，却重人鬼交流，误导学生。像陈独秀一样，丁文江断言，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梁启超不赞成丁文江，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状写成《欧洲心影录》，呼吁对科学抱有适当态度，尽管科学和科学方法有益，但应该放弃崇拜。此时，任鸿隽和李四光已在北大化学系和地质系做教授，遗憾的是，在思想大讨论中，李四光是缺席的，任鸿隽明知科学并非万能，却不好表态。于是，在“赛先生”的旗帜下，自由主义学者吴稚晖和张东荪，职业革命家陈独秀和瞿秋白，结成了同盟，“科学万能”派以胜利告终。

　　今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科学是信仰，如同宗教，陈独秀曾断言，“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生”，而任鸿隽的“纯粹科学”论，没有多大市场。中国人至今无法理解，一个研究项目如果没有实用价值，还搞它干什么。基于这个理解，在现代史教科书上，没有任鸿隽的名字，尽管他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