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寿千年，绢保八百，其实不然，和金属质地文物相比，书画藏品的保存非常艰难，纸质脆弱，墨迹单薄，根本经不起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如果保存不善，只怕数十年的风霜都难以经受，与自然侵蚀不同，人为的破坏更令人心痛，中国历史上就有几次对于珍贵书画的劫难，堪称中华文化的血泪史。

　　第一次大劫难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罪魁祸首就是梁元帝萧绎。梁元帝是个残疾皇帝，早年因病一眼失明，但他爱好读书与喜好著作，以及作画，“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自称“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他一生勤奋，藏书四十余载，收集起古代罕见的十余万卷图书。世人对他的评价是“才子皇帝，表里不一”，他性格极端，不是个成功的君王，列位中国亡国皇帝之一。当时侯景起兵叛乱，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萧绎拥具实力，却坐观国祸不理，故意放纵侯景，竟然看着老父亲梁武帝被侯景活活饿死逼死，演出了一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残忍剧情，等到所有潜在竞争对手相互残杀，力量消弱之后，他才发兵勤王。

　　登上皇位之后，他能力有限，无法坐稳江山，被西魏打败，兵败城陷，他惦记着自己的那些收藏，唯恐图书、古物落入敌手，命令舍人将聚集数十年在城中的太王、浑天仪毁掉，又取古画、法帖、古今图书十几万卷尽焚于一炬，还悲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此次焚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书画大劫难，彻底毁掉了大量的名画名迹。以至于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感叹：“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第二次大劫难发生在隋朝建立不久，隋文帝杨坚也喜好收藏书画，内府藏品，不乏名贵作品，他在东部洛阳建妙楷台，用来收藏历代古书家墨迹，在西长安建宝迹台收藏历代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公元616年，隋炀帝杨广巡游扬州，同行的还有一船珍贵书画名迹。谁知半途船只发生故障，沉没运河，书画落入水中，命运可想而知，书法名画再一次遭受厄运。游玩还带着书画，运河为隋炀帝拓展，此处成为国宝损失之地，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

　　唐武德五年，李世民命宋遵贵将王世充、窦建德所藏书画用船运往长安，结果快到的时候，遇船底触石，书画漂没于河水中，经过抢救，还是所剩无几，这是书画史上的第三次大劫。《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后来的安史之乱，宫中书画再遭浩劫，官藏的书画几乎损失殆尽，且绝大部分都是名家真迹，据唐代张彦远《书法要目》中记载，当时王羲之书法真迹就有465件。众所周知，王羲之书法作品尚无一件真迹存世，现在的王羲之作品均为摹本。

　　清朝宫内书画藏品众多，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出于私心，将大量书画带出宫，运往天津租界，当时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可见数目之多。之后被陆续变卖了几十件。伪满政府成立后，日本人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往东北长春，放置溥仪的伪皇宫。伪满垮台，溥仪逃亡，这些书画被抛弃，被偷窃，被低价贩卖，损失惨重。

　　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的许多书画商纷纷赶往长春，想方设法，出高价希望买回这些国宝，可惜得之甚微。从伪满宫廷留下的《字画簿》等账册中，可以清楚地了知其字画的收藏情况，如晋王羲之《曹娥碑》拓片，王献之《二谢帖》，张瑀的《文姬归汉图》，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手卷真迹，称为二赋，是世间仅存的稀世之珍，仅上面钤盖的收藏印章就多达66个，宋徽宗的花鸟画，以及钟繇、僧怀素等人的手迹。这些作品，经历代皇帝、名人鉴定后钤盖印章收藏，有乾隆的“古稀天子”和“天禄琳琅”印，系清宫所藏真品。

　　如今，诸多至正珍品，字画瑰宝，或消失于世，或九死一生，一笔一墨，似乎都在诉说着岁月沧桑，历史真相，令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