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望生

　　假如我们的良田都变成了工厂，真不知道以后我们吃什么;假如我们的山林都变成了市场，真不知道以后我们交易什么;假如我们的江河都被污染了，真不知道以后我们喝什么!这真不是我的危言耸听，而是作家王天明在他的长篇小说《沃土》(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中向我们发出的红色警示!

　　当然，王天明在这里不是作报告，他是在用艺术(小说)的形式阐述他的思想，我们当然也只能从他的小说中明了他的艺术承载。

　　王家屋场无疑是座历史悠久的村庄，单就那棵苦楝树就能让人流连忘返，更何况王天明极尽渲染骟情之能事，浓墨重彩，精描细画，把个王家屋场说成了人间天堂，可也就正是这么一个人间天堂，却被整体拆迁了!王家屋场的第一次拆迁收获了良田，但丢失的绝不仅仅是“屋场”，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传承，一条血脉和一群人的内在凝聚力。王家屋场的第二次迁徙，是在利益的诱惑下进行的，虽然人们都知道这个利益只是眼前的，但那利诱的妖媚却足以迷失村民的理智。这次迁徙，不但使王家屋场彻底地失去了村庄，而且失去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说，王金吾的那份执着，是在为村民的牺牲老屋争取人的最根本的生存依赖，那么，刘庆国老人的坚守，正是这份依赖的延续——“刘庆国隐隐约约感到打那片田主意的人越来越多，便在青溪河边搭建了三间茅屋，决心死守那片田。”可是，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刘庆国老人的坚守却是那么的无力。

　　相对于王家屋场的整体丢失，隔河相望的赵家屋场却是被利诱一点一点吞噬的。学农出身的村小组长爱地的宿命，可以看成是王金吾那辈人的承继。在外四处碰壁的赵爱地与其说是被英子们劝回来的，还不如说赵爱地回村的初衷还是想大干一场，竞选村民小组长的成功鼓起了他-展抱负的大志，可迈出的第一步便被陷于绝境，假种子不仅让他经济受损，人入监狱，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沉重一击，让他再也难成“爱地”。出狱后的赵爱地只能接受英子们的安排，其实，赵爱地的观念转变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是他们这一代人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土地再也不是这一代农民的命根子，而是成了他们眼下的“金饭碗”，卖地再也不是寓言，“小田，小田?你说得轻巧。田就是我当农民的饭碗呢!”有了“金饭碗”，还要什么真饭碗，饿死孤岛的财主不是也在饿死前逍遥过吗?一顿打，是把爱地打醒了，还是打残了?这个“农村最后一道门”的“守门人”最终成了刘庆国那辈人的陪葬。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不能再被称为农民了，他们拥有了大把的拆迁款，却成了捧着金饭碗的“乞讨者”。他们向谁乞讨?只能向政府。见缝插针的违建，成了他们向政府乞讨的砝码，于是，全备以一个残疾人的身份成了村民们的“领头羊”——他的短视确定了他只能是只羊，虽说一时风光，却最终会被“利诱”而宰杀!

　　王天明究其实质还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作家对真理的向往是那么的执着，于是，出现了一场暴雨，那场由暴雨形成的(从天而降)洪水最后冲垮了屋场，冲毁了良田，冲走了“早已挖空”的王家大山，却冲不走刘大爷的麻石桌面，更冲不灭桌面上那两行土得不能再土了的字：金木水火土，泥巴是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