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敢
虽然“庸常”一词早已经是我现在生活的入骨描画，但有时候，也还是会有冰火淬心的悲欣跌宕。
大前天，我巧遇一个“失散”多年的同学，一起乘高铁从深圳回湘，一路欢聊，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懵懂少年时代；前天，在我曾虚度华年的岳阳城里，与几个老兄弟把酒“日白”，欢乐得忘了自己的年纪；昨天，我家四个兄弟姊妹们一起，给大姐通宵守灵，最后一次陪伴在她身边；今天，我们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送大姐到了她的长眠之穴，完成了和她今生的告别。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姐姐是老大。我开始记事时，大姐好像就是高中生了。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山村里，女孩子读书的少，能读到高中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大姐除了带着我们三个兄弟做农活（没有什么妹妹干农活的印象，可能当时她太小），其余时间总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我上小学时，姐姐高中毕业了。那时候我们农村孩子是没什么机会上大学的——不是考不上，而是根本就没机会去考。人民公社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当然基本上也不会推荐真正的农民子弟。
我对大姐高中毕业后一段时间里的唯一一个记忆，就是当时有人介绍一个“大学生”来相亲，那人瘦瘦的，但很神气的样子。
虽然这事不了了之，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相亲”，所以印象深刻。
但这之后，姐姐带我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第一次。
大姐高中毕业前后，正是上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尾声，高中毕业后，大姐也就顺利地去了我们公社所在地的“乡镇企业”工作。我也得以跟着姐姐第一次离开我们“大队”（生产大队，与如今的“村”类似），看见了街道和许多卖东西的“铺子”；第一次在镇上的馆子里吃上了“光头面”——没有“码子”的清水面；第一次见到可以把芦苇和稻草变成草纸和瓦楞纸的“造纸厂”；第一次在造纸厂的废纸堆里找到大量的连环画，和各种各样的厚厚的小说——得益于此，我在初中阶段就把那些文学“世界名著”读了个遍；第一次见到造纸厂利用废弃热水建的大澡堂子……
我是兄弟中的老幺，所以放寒暑假时，姐姐经常带着我去她上班的乡镇企业里去玩，造纸厂、鞋楦厂、农机站，包括那里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至今都还有印象。
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83年了。当时大哥去了曾经的先祖流放之地当兵，来信里面常夹着他穿军装的照片，言语基本上都是指点江山的口气。二哥赶上中国“恢复高考”，凭真本事上了大学。我们的眼中开始有了高山大海、世界潮流，大姐和她朋友们的乡镇企业生活，慢慢满足不了我们蓬勃的好奇心。但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大姐还是很有“范”的。不仅是穿衣，更有口音的改变。
在上个世纪后期，中国的“乡镇上的人”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其语言、形体、行为方式，都有其独特的呈现方式。一方面，他们是乡邻农人眼里的城里人，代表着农人们对城市的想象和认识。另一方面，在县城、地区行署治所、省城的人眼里，他们又成了“农村人”，与他们周围的农民并无二致。所以他们常常被自己到底是凤凰还是家鸡这个命题所折磨。
那时候我们南方山区农村，真的是穷，而且几乎没什么赚钱机会。农民不仅一年到头摸不到钞票，种了粮食，也要先交“公粮”——无偿的，农闲时，则被征调去各种工程上无偿卖苦力。因此，“农民”一词不仅是对一个阶层的职业标注，也是对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形象描述。
如果有“被人看得起”的身份排行榜，农民二字，铁定倒数第一——更要命的是，这个职业特别容易被终身锁定难以更改。
我们老家把城里人统称为“街上的”，那时农村人白天谈论夜里梦想的群体。他们吃“国家粮”，不至于饿肚子；他们走在干净的石板路上，衣服鞋子四季不沾泥巴；他们抬眼望天，高人一等，说着与几里路外的我们不一样的口音。
为了迅速彰显进了街上人队伍，与昨日之我划清界限，洗脚上岸的“知识青年”们除了努力把握一切机会，拼命“向上钻”，暗地里保持勤奋和听“领导”话的习惯外，他们首先在衣着上迅速与农民亲戚们区分，不仅是有“的确良”等材质，裁剪上也更大胆和新潮。其次是迅速学会了新市古镇人独有的口音，我印象中特别诡异的是他们把“吃”发成“踏”，与四周乡邻迥然不同。
随着“港风内渐”，这个独特的群体在异性交往方面当然也更加大胆。我记得一个似乎是在乡政府工作的女子，大姐的朋友，长得肤白貌美眼波灵动的，有一次向大姐痛诉她被男人始乱终弃，言语中还有那个男人的正牌老婆如何。哭得稀里哗啦的。
可能也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姐姐找的对象也已结过婚。
这件事给我们家沉重一击，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和睿智大度的母亲为此反应非常激烈，一段时间内家里鸡犬不宁。那年我已经上了大学，暑假返校时，娘送我去搭长途汽车，路上我劝娘对大姐这事别过于计较，娘只是叹息摇头。
在那个没得到祝福的婚礼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姐很少回家，而即使是我们年节团圆，父母也基本上不提他们能干自立“不听话”的长女了。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家，与大姐也几乎没有联系。偶尔在过年时见到她，发现她精神还挺好，年轻时那种精明和自信也愈发鲜明了。
通过其他亲戚也听说大姐生活得风生水起，在镇上买了一片位置很好的地，也盖起了几层小楼，还做起了自己的买卖，而且在当地圈子里算是混得比较开的。
新世纪后我因为回乡办实体，与姐姐又开始有了联系。中间因为有困难也找过大姐帮忙 ，她很悭吝，我也理解她的来之不易。说实话，毕竟经过生活三十多年的淘洗，我们早已不是同一level的人了。
大姐一生中似乎对“规则”没什么敬畏——包括骑坐摩托车要戴头盔，这一点绝大部分农村人都是如此。而这也最终要了她的命。
那时候我娘已病入膏肓，我从美国赶回来陪着她。有一天姐夫骑着车带着大姐来探望娘，回家后又上街去，与别的摩托车相撞，没戴头盔的姐姐被撞成颅内出血。
虽经抢救保住一命，却从此再也没有从病床上起来自主行走过。
不久娘便去世了。在姐姐出事后，娘很快识破了我们欺瞒的计谋，可是曾几乎全能的娘已无力为她的长女做些什么。
临逝世前，娘也只是偶尔问起大姐，总忍不住叹息一声。
而今，爹走了，娘走了，大姐也走了。只希望他们天堂相见，能与往事，做一个彻底的和解吧。
遭遇车祸后，年近八旬的姐夫对大姐照顾得非常周到，几年中，每次我去探视大姐，都看得出姐夫的努力和细心。这也让我开始在心里认同了这个亲戚。
楚地旧习，葬礼会有一套流程，繁简不一。一般会请道士做一做道场。姐姐的灵堂内外照例排满花圈和各种经谶，灵前有道士们贴出的向大司命请路通谕的划有红圈的纸条幅。介绍着整个家族、后族（娘家）人的请求。姐姐的儿女孙辈跪在灵柩旁叩谢着前来吊唁的人。
我们余下的弟弟妹妹们也给大姐作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磕头，四稽首间，我泪落如珠。
昨夜是最后的停灵，道士们吟唱起了“夜歌”。
与屈原的《离骚》同源的“夜歌”是汨罗江边古老的风俗。其内容是把逝者的生平或身边人的事即席成句，用低沉悠扬的固定调子唱出来。我一边听着偶尔有印象的往事，一边暗自打量坐在灵堂里的众人，想从中找到曾经见过的面孔。
没有，我认不出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是在目前中国农村中最典型的面孔。
忍不住想起，姐姐终其一生与命运相搏，拼命守护着自己一点点用尽心力挣来的钱物，于她逝去的那一刻，其实全无意义。
而她丧失生命之后，又被我们送到了乡下夫家的山上埋葬。
那她这一生逃离农村的辛苦挣扎意义又在哪里呢？
送葬归来，在姐夫家门口的塘边，看见了一排正萌新叶的木槿——虽然我只来过两次，但这木槿我还留有印象。堂哥光明砍下了一把木槿枝条，说是要回去插枝。
这种木槿极易成活，不择肥瘠，插枝即成。它会开重瓣的各色花朵，浅白深红都有，花朵揉碎放入温水，是古而有之的极佳的洗发水。氽入滚汤，又是滑溜又清爽的美食。它的花期可以长达几个月，是江南极为常见的灌木。
看来明年春夏，可以在老家看到新开的木槿了。
一生起于微末之地，爱美而努力的大姐，不恰恰像一株在老家那片贫瘠的僻壤里长成的木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