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培金 何熠棣   

张说（667-730），字道济，洛阳人。历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三次总戍边关，以功封“燕国公”，人称“张燕公”。开元初，因与宰相姚崇不睦，先贬相州刺史；开元三年（715）四月十五日再贬岳州刺史；五年二月二十五离开岳阳赴任荆州长史，在岳阳一年又十个月，是岳阳的早期开发建设者。他离开岳阳后，岳阳人在岳阳楼附近为他修建了“燕公楼”（见明清《岳州府志》《巴陵县志》），以表缅怀、敬仰。千百年来，他是岳阳唯一获此殊荣的守土者。

   以诗什拱热岳阳

唐初一百多年间，百废俱兴，百姓安乐，史家誉为“贞观之治”。但盛世的触光未尝照临南国，岳阳犹是未开化的“荒蛮之地”“烟瘴之处”，仍为朝廷谪贬官宦的处所，或为贬官去岭南的过道，即所谓“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见唐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师序》）。

张说在人生跌落中来到岳阳，不免有“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的愁苦和隐痛。但他毕竟是个才大志高、勇于担当的人,岳阳山水秀美，也让他获得了精神慰藉，结缘不久便爱上了岳阳。郡事之暇，时而邀朋招友，群体出动，浪迹山水，相互唱和；时而独自活动，访古问今，忆旧怀远，独自低吟。足迹所至，遍及岳州城、洞庭湖、君山、南楼、㴩湖山（今龙山）寺、㴩湖（今南湖）、湘江古道（今临湘河）等；诗什所及，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五绝、七绝。不少纪游之作，纪游兼考据，记事兼抒怀，具有开拓性、首创性。《岳州观竞渡》，是岳阳乃至全国端午节“龙舟竞渡，纪念屈原”的滥觞之作；三首《㴩湖山寺》，或记佛画，或记寺乐、佛乐，或讲佛理佛趣，皆是岳阳含苞吐蕊的释诗；两首君山诗，一首最早记述了龙口石壁有“秦皇封山印”，一首最早记述了山中有诡异的神仙故事；三首《岳阳楼守岁》，最早记述了岳州的除夕守岁之俗：围炉向火，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悬挂桃枝以辟鬼，燃放鞭炮以迎春。

由于张说的倡导、带动和精神气质的濡染浸润，岳阳顿开生面，登临者接踵，吟咏者蝉联，盛况空前，出现了唐诗创作的“洞庭风”“岳阳风”，次第来此的全国名流多达百十人。同僚好友者，有赵冬曦、尹懋、梁知微、王熊、姚绍之等；“同是天涯沦落人”者，有李白、贾至、王昌龄、刘长卿、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等；仰慕岳阳山水胜迹者，有张九龄、孟浩然、杜甫等。他们的诗什，如同一张张耀眼的名片，一份份夺目的广告，开畅了点赞“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先河，形成了“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局面。

在张说以诗什拱热岳阳的这事上，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言论，构成疑窦。他们在其著作和讲演中称：张说诗中只有洞庭湖、南楼名，而没有岳阳楼名。《全唐诗》有张说诗44首，没有一首以“岳阳楼”入题或入诗的。

此说谬矣！第一，早在北宋中期，滕子京不仅说过张说有岳阳楼诗，而且称他是诗家中的出类拔萃者：“古今才人巨公，流叹声藻，散在编筒，或传颂于人口中，才不过一二，惟唐相燕公文字最著”（见《岳阳楼诗集序》）。第二，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编辑成书的《全唐诗》，确无张说岳阳楼名诗，但元人陈公举编于元代元贞二年（1296）《岳阳楼诗集》有《岳阳楼守岁》三首，明人胥文相于明万历元年（1573）编辑的《岳阳楼诗集》录有《岳阳楼宴别王熊》二首。与《全唐诗》相比，元集、明集分别要早390多年、110多年，且皆为本地原始刻本或影抄本，其可靠性应当更大。此外，清光绪《巴陵县志》的《岳阳楼诗集》的《补录》，还特补了两首张说的岳阳楼诗。第三，张集在宋代散佚甚多，北宋乐史《太平环宇记》载，张说有诗百余首列于楼壁；而现有《全唐诗》的张说诗不及一半；清乾隆《四库全书提要》载：张燕公集“有三十卷”，自宋以来只有“二十五卷”。散佚之诗是否有岳阳楼呢？不得而知。以《全唐诗》为据，确难敲定张说有无岳阳楼诗。

创修古楼成“前规”

岳阳楼之建始其说有三：一曰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张说；二曰“肇自汉晋，前身是三国鲁肃的阅军楼（阅兵台）”；三曰莫详创始。三说皆可列为一家之言，但以第一说近是。

唐开元初，今岳阳尚是一派荒凉、冷落之状，可供游玩的地方仅一座南楼，其楼“离郡城南数里”，且名称不甚高雅；此外，便只有一座道观“洞庭观”，一座山寺“㴩湖山寺”。这与岳阳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区位极不相适应。素有颗“赏情爱景”之心的张说，便于唐开元三四年之间，在洞庭湖边建造了一座新楼，并命名“岳阳楼”。建楼经过于史无载，而张说曾经建楼则有史可证。北宋元丰二年，郡守郑民瞻重建古楼后，写有《重建岳阳楼记》《重建岳阳楼写怀》诗，其诗曰：

遍历江山只此楼，名传自古又今修。

却观湘水浮新景，重对君山记旧游。

风月依然如故友，轩窗今复冠南洲。

远追张相腾侯迹，幸蹑前规壮胜游。

“前规”，即前人的规划、规矩。全诗意谓，他将岳阳楼重建得雄冠南国，是效法张说、滕子京而重建的。无独有偶。与郑民瞻同时代的安说也有一诗，与郑诗同题见于前述元集：

重构危楼势若蟠，二公遗迹重相攀。

宏规远压江湖上，胜势横飞烟霭间。

千里风波檐外景，数峰苍翠望中山。

登临旷适无尘虑，顿觉神明旧观还。

“二公”指张说、滕子京。其诗意取于郑诗，是郑诗的姐妹篇，主要称颂郑楼是张、滕二楼的“重相攀”。

元丰六年（1083），大诗人张舜民因事被谪监湖南郴州茶盐酒税，曾游岳阳楼，写有两首享誉历代词坛的《卖花声·题岳阳楼》词，他在其《画墁集·郴行录》一书中记载了一则难得一见的楼事：

据《图志》，岳阳楼经始于张燕公。终唐之世，屡圮，皆完葺。

“经始”本义指测量、规划，泛指开创事业。《图志》，即唐代《图经》，中唐李密思《湘君庙记》、韩愈《黄陵庙碑》皆已用作考据，可见张舜民之载，实际上是唐人说唐代事；张说是岳阳楼的创修者，早已见于唐代。此后，各代皆无异议。晚清吕恩湛、张德容两位岳州知府，大概因为未能见到已经散佚的元集、明集，在其《重建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张燕公屡言南楼，未尝以岳阳名”，但他们皆认同张说曾修岳阳楼。

匪夷所思的是，岳阳近些年有的学人全凭毫无史料作证的猜想，在其著作、讲演中大发异声，抖出疑窦称：

张说在岳州不到两年时间，应该难以完成修楼任务。作为诗人，如果他能修楼，肯定会以诗文记其事。

岳阳楼在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公认为32次。考诸历代文献资料，有修葺年月可考的为11次，其中七次为“数月”，四次为“近一年”或“一年”，没有哪一次超过了一年。

岳阳楼32次重修，有诗文记其修楼者：12次有记，2次有诗，其中有诗又有记者仅郑民瞻一人一次。现在没有诗文记事，有可能是当年写了，后已散佚，或许是主事者不爱张扬，根本没有写。以不见张说自己有诗文记载修楼来否定他曾修楼，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拈来“岳阳”作地名

“岳阳”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的《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指山西太岳山南麓）。”南朝宋元嘉三年（426），颜延之游巴陵，其《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中，有句云：“清氛霁岳阳，曾晖薄澜澳”，始将指北国太岳山的名词作为描写南国幕阜山、洞庭湖一带广大区域自然环境的词组。梁武帝大通二年（528）调整行政区划，在幕阜山南划出罗县东部（今汨罗市境），设立“岳阳县”“岳阳郡”，与宋武帝永初十六年（439）设立的“巴陵县”“巴陵郡”并立，后并入“巴陵郡”。张说是才艺卓绝的文坛巨匠，又是岳阳地方长官，洞知岳阳的历史文化底蕴，洞知“岳阳”这个词组雅俗兼具、富有艺术色彩，加之紧邻设立岳阳郡、县的启迪，便将“岳阳”一词信手拈来用作今日岳阳的地名。他离开岳阳赴任荆州时写的《出湖寄赵冬曦》，其“西泛平湖近，参差入乱云。东瞻岳阳郡，汗漫太虚间”,开头四句，既反映了他对岳阳的爱恋，也透露了他用“岳阳”和“岳阳楼”作地名的蛛丝马迹。他正是因为对“岳阳”之词喜爱有加，曾普遍用于岳阳这方沃土，或用以冠名山水，如《岳阳石门、墨山二山》；或用以冠名名胜古迹，如《岳阳楼早霁南楼》，或将自己的诗篇之题用为《岳阳楼守岁》《岳阳楼宴别王熊》，或将自己的诗集署为《岳阳诗集》。新楼的命名题署为“岳阳楼”，更必然是他一锤定音。以常理言，张说出守岳阳期间，已将“岳阳”之词广泛应用，他修建新楼后，用“岳阳”一词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搁置到40多年后的乾元二年（759），由李白路过时写诗定名。从张说定名起，“岳阳楼”楼名常用常新，而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岛相为表里的格局，长期未变，终至誉满天下，名垂千古。谁知，近些年来有的学人只顾标新立异，在著作、讲演中抖出疑窦称：

“岳阳楼之名的形成，是发源于民间。”约定成俗之后，经李白这样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儒使用（指《于夏十二登岳阳楼》），才渐次传扬开去，并固定下来。

此说诚“新”，却属大谬。

第一，滕子京是岳阳楼得名的最早关注者。据其《岳阳楼诗集序》载，他到岳阳后，经过深入调查，排除“参傅其说”后，最终认同了“耆旧”，书之曰：“楼得名，始命于公矣。”他明白说到张说是岳阳楼的命名人。

第二，从宋代起，中经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学界有其公认。北宋元丰二年的郑民瞻，在其《重建岳阳楼记》中称：“（岳阳楼）自唐相张燕公出守是邦，其名始著。”北宋末、南宋初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被《四库全书》的《总目提要》推许为“于郡县沿革、山川改易、古迹存亡，考证特详”“在宋人风土书中，可以佳本矣”。该书称“中书令张说除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著”，不仅采纳了郑民瞻的记载，而且坐实了“真名始著”的原因。自此，各代均无异辞。元人陈公举《岳阳楼诗集序》称：“其名始于张燕公，显于滕子京，重于范希文，所从来远矣。”明人高封《游岳阳洞庭记》称“唐开元间，张说谪守是邦，登临赋诗，自尔名重”。清康熙人李遇时《重修岳阳楼记》称：“考斯楼，唐以前不甚显，自开元，中书令张燕公出守是郡，登临歌咏，日相播扬。”民国于佑任《重修岳阳楼记》称：“嗣唐张说守是邦，极一时文宴之盛，而楼之名乃渐著于世。”以上诸家，皆为进士、举人之类的饱学之士，大多数还曾守土岳阳，他们应当读过张说、李白的岳阳诗作，应当熟悉张说、李白在岳阳的作为、影响，应当熟悉“岳阳楼”出名的全过程及其全部历史。他们众口一词，应当是历史本来面目的反映，而绝不会张冠李戴、信口雌黄。

第三，李白对岳阳的贡献应当肯定，但不应过头。李白曾六游岳阳，但每次来去匆匆，逗留时日不多；他写有19首岳阳诗，但真写岳阳楼的仅《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这一首。滕子京向范仲淹写的《求记书》，所开列的唐代写岳阳楼的大手笔，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二张（张说、张九龄）、二杜（杜甫、杜牧）”，其中没有言及李白。这很可能是李白当年在岳阳产生的影响要略逊于张说等人。至于说：一个好地名，非“狂儒”而莫属，这纯属无稽之谈，令我难以置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