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湘源

万象物类，无不有名。地名是中华文化的伴生物，古老地名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见证，保留着中华历史文化的某些基因密码。一个古老地名，不啻是一本密码手册，从中可以解读出当地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说，以及先人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心愿。地名的本质属性是指位性和社会性。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是一定地域的标志，地名不仅代表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指明它的类型，而且还常常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文化学的角度上看，地名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既有一个时代文化特征，又具有相对稳定性，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积淀深厚的文化，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鉴于地名的重要性，1986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地名管理条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中国地名研究所会同相关领域的专家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科研项目。近年，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专家罗哲文、郑孝燮等又紧锣密鼓地制订了《中国地名文化申遗方案》。以上说明，地名的重要性和国家对地名文化的高度重视。

但是，岳阳地名的错讹与混乱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如《地名管理条例》出台之前，岳阳城区因俚语同音形成的错讹4个地名：

一、郭镇，本名“阁子镇”，后名“阁镇市”。清光绪《巴陵县志卷之四》对此说得很清楚：“阁镇市，本名阁子镇。”新中国成立后却变成了“郭镇”。

二、奇家岭，本名徐家岭。清光绪《巴陵县志卷之四·道里表》，在“花版铺，十里”后载：“徐家岭，十五里。”据说有位台胞寻根，到此找徐家岭，问了好久，才知道1960年代以后，徐家岭变成奇家岭了。

三、麦子港，原名末子港，指现在已填平建了南湖广场的这一片。因为它是南湖一个很小的港汊而得名，这一带并不盛产麦子。

四、学坡，原名削坡。1920年代修铁路，将东茅岭南面的山体铲去了一部分，形成了一段陡峭的山坡，当地人便称之为“削坡”。20世纪70年代修建居民点，便将削坡变成了“学坡”。其实，东茅岭一带建国前从来没有办过学校，也没有出过学界名人的历史记载。

下面，对《地名管理条例》出台后岳阳城区错讹、混乱的地名逐一进行考辨。

一、巴陵故城不是麋子国西城。20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巴陵故城的前身是麋子国西城，于是在岳阳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将名城历史定位在2500年。据笔者多年考证，中国历史上没有麋子国，当代《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中也找不到麋子国的词条。岳阳部分府县志书只有“麇子国地”之说，它源于唐代杜佑《通典》：“巴陵麇子国地。”由于古代有误“麇”为“麋”的，有人便认为“麇”“麋”相通，并将本土著名学者、清同治《巴陵县志》主纂吴敏树在该志“巴陵麇子国”条中否定岳阳有麇、麋二国的“按语”（光绪《巴陵县志》冠名“麇辨”）切割，断章取义，自圆其说。实际上，历代文献所记多为“麇子国”，只有极少数误“麇”为“麋”，或为“糜”“穈”的。“麇”“麋”并不相通。巴陵也非“麇子国地”，诚如《麇辨》所论，麇子国的封地和灭国后的迁移之地，距岳“八九百里”或“六七百里”，《左传》所云的吴楚之战，“何缘对垒巴陵耶”？说明伍子胥借兵复仇的“吴楚之战”与巴陵毫无关系。“巴陵麇子国地”，本身就是《通典》留下的悬案。因此，称巴陵故城为麋子国西城就更没有依据。

    二、岳阳历史上没有汴河。2006年，岳阳楼新景区建设中将仿古街定名“汴河街”。可是，岳阳历史上只有便河园，根本就没有汴河街。1982年版《岳阳市地名录》记述的是“便河园”。清代光绪《巴陵县志·舆地志》载：明洪武“二十五年，指挥音亮……北凿便河绕东南周千余丈，深二丈，阔十余丈，蓄水卫城。”称护城河为“便河”。此后，府县志书记述了数十次都是“便河”，从无“汴河”的记载。“汴河”是河南省通济渠东段的专用名称。汴水，《汉书》称“卞水”；《后汉书》始作“汴渠”。隋朝开掘通济渠，因自荥阳至开封一段即原来的汴水，故唐宋时将通济渠东段称为汴水、汴河或汴渠。河南开封处于汴水之滨，故称汴梁、汴京、汴州。

三、王家河原来是大桥港的一部分。大桥港名来源于此水之上修建了大桥。明代弘治《岳州府志》卷三载：“大桥，在县东十五里，成化丁酉（1477）都纲得愷建。”清代光绪《巴陵县志·山水》云：“大桥水源出冯家岭、雷分坵、凤凰山，又西径三眼桥，又西，右合花版铺水，源出望城岭，又西至大桥湖，左合阁子市水。”此港自明代修建大桥得名，至今已有540多年。到1950年代以后，名称开始混淆。先称北港，1982年版的《岳阳市地名录·郊区图》就将它标为北港。后来岳阳大道修建大桥，因建桥地段俗称王家河，便以之名桥。由于城市的拓展，原来郊区的大桥港已成了城中之河，污染严重。2011年，岳阳市为治理此片水域，向国家呈报申请资金的报告题曰“王家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随着又是“王家河休闲文化长廊”的建设。因此，大桥港变成王家河了。

四、梅子市不是“梅子柿”。在今天的岳阳城区，凡是与梅子市相关的公交车上和站牌上，都将梅子市写作“梅子柿”。殊不知梅子市并不盛产柿子，其名梅子市，是因为它是古代巴陵县著名的农贸集市“三街六市”之一。《巴陵县志卷之四》载：三街为黄沙街、杨林街、潼溪街；六市是梅子市、阁镇市、山口市、冯万市、庙前市、黄岸市。梅子市位列六市之首。

五、㴩湖不是雍澨，“㴩”字也不能写作“邕”。南湖始称“翁湖”，见载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湖本无蓄水，是因为春夏洞庭湖涨水，湖水反入而得名。《尔雅》云：“河水决出还复入者为㴩”，故唐代称“㴩湖”。又因地处岳州郡城之南，自张说与赵冬曦、尹懋等胜游吟咏，特别是经李白“南湖秋水夜无烟”的咏唱后，“南湖”之名便闻名遐迩。此外，南湖还有一些俗称，因地处洞庭一角称“角子湖”；因湖畔“民多重屋以居”，又称“阁子湖”；还因冬春湖中无水，人称“干湖”；宋代筑紫荆堤修通和桥后，又称为“大桥湖”。但无“雍澨”的称谓。雍澨在湖北京山，是吴楚之战的主战场之一，与岳阳相隔六七百里，毫不相干。㴩字写作三点水加邕字，这是灉的异体字。但是，不能去掉三点水，去掉三点水的邕通壅，乃堵塞之义；同雍，乃和睦之意，并没有其名称由来的“河水决出还复入”的意思。

六、螺蛳山不是螺丝山；甑筚山不是甄壁山。在《岳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岳阳市环南湖片区综合规划设计》等规划设计图中，多年来笔者就发现了这些错误，反复提出，却依然故我。去年，承蒙市规划局厚爱，聘请笔者为《岳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项目顾问兼特邀编审，在与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同志一起修改规划时，笔者直接将这些失误改到了电子文本上，并对他们作了详细说明。关于螺蛳山，1982年版《岳阳市地名录》23页“郊区图”，明确地标示为“螺蛳山”。是因形似螺蛳得名。甑筚山，清道光《洞庭湖志·洞庭湖图》，在月山之侧明确标示为“甑筚山”，也是因形得名。错成“甄壁山”，真教人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