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辉华

40年前，我参加工作后，在单人宿舍，一度与人合住，在自己一侧的地方，安置了一个书架，请楼上善书法篆刻的室友，书了一个叫“苦竹斋”的模额，贴在墙上，俨然像一个书斋。虽然书不是很多，但是我很喜欢购杂志，加上单位图书室订阅了几十种文学和社科期刊，下班时，捎上几册带到宿舍。因此，爱读书的朋友喜欢到我的室内闲坐聊天，走时，借上一册杂志或一本书。

后来，由于迁到50平方米的宿舍，把“苦竹斋”这张纸揭下来，又请任美术老师的友人，画了一幅红梅中堂，贴在逼仄的住房。因住在五楼顶层，夏天极热，来宿舍聊天的朋友少了许多。我倒是不怕热，在斗室内，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写出了一篇篇的散文、书评。某一年，赚了稿酬8000多元，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为此，在宿舍走廊上自烧菜肴，请文友喝了一回“庆功”酒。

到2000年1月，我迁进了安居小区，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终于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摆4个书柜，仍放不下，只得把两个书架，放到客房里。这时，大约有了3000多册书籍，加上期刊，约有5000多本，因此我被评上了“岳阳市首届书香之家”。可是，是年秋天，我从郊区调入市区刚创办的《长江信息报》工作，白天在编辑部办公，遇上值班，晚上常常忙到凌晨才回家，我这个书房，也只有双休日才派得上用场。因书房坐北朝南，阳光甚为充足，坐在室内写作，一桌的阳光闪烁，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如蚕咬桑叶般清脆，一篇千字文，个把钟头就写毕。大多数文章，是为本报所写，偶尔给《中华读书报》《湘声报》等报刊杂志投稿，每月有几张稿费单飞来，让我买书又来了资金。

这时，我在报社的办公室也设了一个书架，陈列了一些工具书和政策法规类的书籍，偶尔有文友赠送的著作，也摆在架子上，抽空翻阅一下，为写书评作依据。因自己编辑了一个读书版，跑书店成了工作分内之事，每月要买几本书籍，杂志也是好几种。读毕的书籍，仍旧带回家中书房，不久，书柜被塞满，客房里书架和书桌也被堆满了。昔日在企业工作相熟的文友，知道我回了家，也约好到我书房喝茶聊天。

我的书房没有线装书，没有什么秘笈，最贵的书也不过几套上千元的，如《左宗棠全集》《郭嵩焘全集》都是托岳麓书社的编辑所买，十几册，标价不到2000元，给我打了折，也才几百元。

2018年秋天，我把家从郊区迁到市区中心，书房由一间变为了两间，一间在楼上，一间在地下室，楼上的书房，二十个平方米，楼下的也是。楼上的陈放湖湘文库，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李泽厚等中国文学大家，西方文学、文学理论及社科著作。楼下书房有岳阳籍作家、学者赠送的近300册书籍和现当代文学、新闻、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还有4000多册杂志。2023年我退休后，在地下书房待了一个多月，每天工作半天，因夏天地下书房蚊子频频光临，没有装空调，坐久了热得受不了。我用笔把藏书分门别类做了登记，到目前为止藏书近万册，地下书房也装满了，我用纸箱装了两百本移到老家的房子里去了。

我的书房收藏着工作以来四十多年的日记，我发表文章的剪报，我的相册，甚至还有几十本样刊，以及订阅了四十年的《读书》《收获》杂志。我自创作至今仍旧订阅《中华读书报》，过去自做合订本，如今码在一起也是一人多高了。还有我从事新闻工作30年的荣誉证章。

这些都不值钱，却见证了我的阅读、写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