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宇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视战胜国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正在长郡公学学习的少年任弼时,怀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情怀积极投入到了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
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入长沙后,长沙学生运动的一批骨干于5月28日在湖南省教育会集会。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周南女中的蔡畅,雅礼学校的柳直荀和楚怡学校的教师何叔衡等出席代表会,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6月3日全体罢课、游行、讲演、抵制日货、检举汉奸、宣传抗日救国等,“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当晚各代表返校,分别向同学报告会议经过与工作推行计划。
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学联为推动全盘工作,设有文书、总务、交际、调查等组,并委邀各校非代表同学在学联分组办公。学联常驻会办公的同学,以长郡、明德两校为主干。这时的任弼时也经常出入学联办公。各代表和同学常在教育会门前广场,对民众作通俗讲演。且不时延请名家到会讲述古今中外青年爱国运动,以及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的史迹,激发全民忠义。
“五四”消息传到长郡不久,长郡公学便成立了学生爱国会。任弼时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爱国会当然是以爱国运动为主的,如援助北京学生,讲演亡国惨状,宣布卖国罪恶,禁买日货,禁乘日轮等等。任弼时参加了罢课、集会、火烧日货、书写传单等活动,是个非常活跃的带头人,常走在队伍的前头。他与同学们组成了国货贩卖团,提着篮子走上街头,一面检查日货,一面推销国货,向民众宣传爱国思想。学校注意到任弼时,委托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和他谈话,劝他不要听信谣言,荒废学业。但他没有听,仍是带领同学坚持罢课。
长郡公学里还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任弼时和彭湖、柳克述、仇硕夫、杨锐灵、陈汉平、宋扬帜、张树焘、张树杰等一起组织了第七“救国十人团”,开展救国宣传工作。“救国十人团”的主要工作项目,除了参加一般游行示威外,还分头出发在街头张贴标语“头可断,血可洒,日本货,不可买”等;或作口头宣传讲演,其主要讲题内容,为讲解山东问题和国家危机,拒签巴黎和约及抵制日货,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并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所有听讲民众,均反应热烈,且有以茶水包子相慰劳者。当时演得最多的一个剧本是《亡国泪》,描写朝鲜亡国的凄惨和日本人统治朝鲜的残酷,每次演出,“台上台下泪如雨注,泣不成声”。
组织开展“五四”宣传活动
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立即施出种种伎俩对付爱国学生。先是恫吓,声称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淆乱人心,“正严令警厅警察总局一体拿办”,接着令各学校6月12日前一律进行考试和放假。长郡公学校长彭国钧,贴出布告,提前放假,责令学生“限期离校”,并且通知学校的厨房“立即停膳”。许多同学不愿走,要团结起来和学校斗争,但任弼时却主张走。他说:“在学校里救国,放假亦不妨碍救国。我们下乡去,外面的天地比这里大,可以继续开展宣传,更叫他们奈何不得。”恰在这时,省学联根据北京学生的斗争策略,要求学生组织起来,深入民间宣传。各校同学于是分返各县,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全省一致,民气沸腾,遍及乡村。
15岁的任弼时领队联合长郡中学、明德中学、第一师范、甲种农业学校的湘阴籍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话剧讲演团,回湘阴老家向民众宣传“五四”运动。先后在“新屋”附近的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等地讲演,到公共场所演剧。他们自己担负筹款、广告、演剧、运输、联络等各种任务,几乎风雨无阻。暑假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任弼时等即便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丝毫没有懈怠。白天忙于扮剧演说,晚上则随时随地寄居各处萧斋古寺。每当深夜醒来,常听到殿上钟声,虽然难免勾起任弼时等人的悲壮之感,但无法减灭他们朴素纯真的爱国之情。
任弼时在团中的年龄较小,但他组织能力强、口才好,特别是爱国热情高。他是这个团里的多面手,又编、又演、又讲、又唱,什么都干,而且干得很出色。陈英琮回忆,在桃花庙演出时,她还专门跑去看了。只见任弼时穿着又长又肥的女褂,扮演妇女,在台上扭扭摆摆,觉得好笑。群众把戏台围得满满的,当幕布一落,台下就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我们不当亡国奴!”
比他大九岁的小叔任理卿这时已经通过考试获得清华官费留美学习资格,回家乡准备出国。任弼时邀请他去演戏,任理卿说:“我不会演,看见人多了我就脸红,连话都说不出来,怎么去演?”任弼时说:“不要你讲话,只要你扮一个洋人,把你要留美用的西装和皮鞋穿上,戴上眼镜,拿根手杖,就是一个活洋人了。扮一个记者,列席讲演会,其他的就不用你管了。”就这样,任理卿上台扮演了一次活洋人。因为实在不会演戏,以后就索性把新西装借给任弼时做道具,自己到台下当观众了。
走上革命道路
8月,任弼时返回长沙。8月15日受长郡公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担任平民半日学校二、四、七班的音乐课教员。由于学联暑假也有人留守,任弼时有时照旧到学联办公。八九月间,学联领导组织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强力镇压此次反日爱国运动,并悍然解散了学联。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长沙学生率先掀起了“驱张运动”。12月6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致决定罢学。任弼时和萧劲光等同学一起参加了罢学活动。1920年6月,张敬尧撤出湖南,“驱张运动”宣告成功。
14岁的任弼时,1918年经萧三介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结识了25岁的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少年任弼时,曾得到当时身为湖南学生运动领袖的青年毛泽东的青睐和肯定。任弼时后来的秘书朱子奇曾听吴玉章、徐特立和廖承志同志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描绘和赞颂过任弼时的丰功伟绩。朱子奇在回忆文章中说:还在“五四”时期,十几岁的任弼时就参加了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运动,带领一个“五四”讲演团到城镇农村宣传,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赞扬。这为任弼时之后能够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赴苏留学追求革命真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驱张运动”后的暑假,任弼时和好友萧劲光没有回家。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开始筹建俄罗斯研究会。9月16日,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正式成立。任弼时经同乡任岳介绍后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入会后听过毛泽东的几次课,9月由该会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为赴苏留学做准备。1920年冬,任弼时与刘少奇、萧劲光等在上海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