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衍清

清咸丰年以前，岳阳城区没有像样的商业。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岳阳正式开关，销售“洋货”和本地土特产的店铺逐渐增多。岳州府城南门外一带，地势宽平，人烟稠密，适合商品流通，逐渐形成了以南正街为中心、辐射城南大街小巷的商业网络，演绎了洞庭南路的百年繁华。

“戴半边，周百年”

清代中晚期，由岳州古城南门瞻岳门经横跨汴河的吊桥，行数十步就是南正街。清光绪《巴陵县志》称南正街“北通吊桥，南连天岳山，东有竹荫街，西为街河口，长仅二百零二步。”因南正街毗邻水运码头街河口，地势宽平而稍高于水岸，洪水不侵，使这里逐渐成为日益繁华的岳阳城区商业中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业于南正街的“景长春百货店”，拥有资金3万银元，经营自汉口运来的洋针、洋线、洋鞋、洋帽、洋火、洋笔等日用百货与合页、插销、风钩等五金制品，销售范围除本埠以外，还遍及邻县和湖北的监利、石首、洪湖新堤等地，是南正街开业最早、资本最雄厚的百货店。

临湘人氏钱自林在南正街开有“钱记丝线茶叶铺”，是岳阳首个将苏杭养蚕、缫丝、摇丝、制丝技术传入岳阳的商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店的“戴同兴南货店”势力雄厚，该店首先在天岳山建有面积500平方米的“大型酱园”，后在南正街设戴同兴南货号门市部，鼎盛时店员70多人，投入资金6万多银元。1928年，“戴同兴”再次集资18000银元，建“戴同兴泰南货号”。

无独有偶，戴姓商人都在南正街做得风生水起。清末民初在南正街开业的戴协泰绸布店拥有流动资金10万银元，并在城区拥有多家店铺。民国五年（1916年）先后在河南洛阳、临汝等八县当过县令的戴祝仙回乡后与戴云卿、戴品卿、戴学轩四兄弟在南正街中段开设“戴豫康绸布店”，营业面积达500平方米，并在店后院内建有别墅，号“怡景楼”，内有花园和鱼池，无论资金和规模都是南正街绸布业的头块牌。仅次于“戴豫康”的还有南正街与竹荫街交接处的“戴和隆绸布店”。由于南正街有好几家戴姓商铺，规模大且生意好、口碑好，时称“戴半边”。

除戴氏家族外，周氏家族也是南正街的“名门望族”。清代中叶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做过翰林的长沙县商人周渤及其兄弟4人在南正街开设了“周德馨酱园”，临街铺面用作零售店堂，后设加工作坊和仓库，备有大酱缸300余口、大卤海50余个等酿造设施和工具，主要生产龙凤酱油、五香豆豉、什锦甜菜、芝麻细酱等调味食品。由于工艺独特、管理有方，周德馨酱园从1819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一直生产经营了137年，浓浓的酱香浸润了岳阳城区几代人的记忆。

周姓家族还有周权姐弟3人，1936年在长沙认识岳阳南正街“毛华盛绸缎匹头号”老板毛艺圃，毛老板认为周氏三姐弟烹饪水平高，岳阳又有湖鲜之便，便借给周权三姐弟1000银元作资本，由长沙迁来岳阳南正街，租赁临街门面办“味腴酒家”。店名取自古人“委命供已，味道之腴”之意。酒店开张后以鱼席和各种特色菜肴、小吃获得本地顾客和南来北往旅客的青睐，日营业额高达200银元。

辐射的商业版图

百年前的岳阳城区商业，宛如一把偌大的“岳州扇”，以南正街为扇柄，正中的扇面分布着天岳山、金家岭、乾明寺、羊叉街、塔前街、先锋路、吕仙亭、小港、南津港；东面有竹荫街、三教坊、上下梅溪桥等大街小巷；西边延伸到通向洞庭湖的街河口、洞庭庙、油榨岭等。扇柄两侧东为茶巷子，西为鱼巷子。

粤汉铁路长武段于民国四年（1915年）通车后，洞庭南路一带水陆交通更加便利，南北商旅来岳牟利，流动人口增加，促进了商业繁荣。古老的城市，日趋繁华，欣欣向荣。

商业旺，娱乐兴，城南一片还涌现了好几座戏园，红氍毹上，响遏行云；汽油灯下，灯红酒绿。一家以发电照明为业的东海电灯公司也应运而生，虽然最初的发电量只能供455家商户和40盏路灯照明，但也给古城带来了些许现代商业气息。商业的繁荣与流通还使人口稠密的城南兴办了一批由不同籍贯的外来商户组成的会馆、会所。如塔前街长沙籍商人为主的“长郡会馆”；下街河口衡阳、宝庆籍商人的“衡州宝庆会馆”等。林林总总的会馆会所为岳阳与周边地区商业往来和商品买卖提供了便利。

岳阳本土的工商业者则成立了商会和各个行业分会，1931年时有商会会员5100多人，而当时岳阳城区人口仅3万余人，可见从商人员之盛。1935年，以城南为中心的各业店铺超过500家，已是湖南省八大都会商埠之一，其地位仅次于长沙。形成南货、北货、绸缎、食杂、中药、旅栈、金银首饰等18个行业分会。

一批商界奇人在岳阳脱颖而出：毛艺圃创办“毛华盛绸缎匹头号”，经营得法，鼎盛时期，年销售额30万银元、盈利8万余元，设一分店两门市部；陈小平清末曾任甘肃临洮县知县，回岳后购30辆黄包车运营便民，任县商会会长时，以士绅身份与进驻岳阳的北洋军阀周旋，保护商户免遭抢掠；“戴豫康”老板戴祝仙热心公益，在民国九年岳阳楼修葺工程中带头捐助巨资；“钱记线铺”的钱有蒙热爱戏剧，常资助京剧、巴陵戏演出，成为一代儒商。

七载劫难百商蒙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1月11日，日军侵占岳阳城，岳阳商业遭受重创，大批商户赶在日军占领前逃难。被迫滞留的少数商户因南正街和竹荫街等主街被划为日军军事区无法经营，只能在划为难民区的梅溪桥营业，这时全城人口减少到4000余人，从商人员锐减到200多人，而且只能做些日杂、食品等难民必需的日用小商品生意。

日本占领军则用淫威规定棉花、布匹、食盐、铁钉、铁丝、电料等所谓“军用专卖品”只能由日商开设的洋行经营，有的商品直接由日本宪兵队垄断。岳阳城区日商开的东亚洋行、三浦洋行、永户洋行等12家主要日商垄断了城区煤油、食盐、百货、南货等商务市场，连所谓“良民证”上的照片都统统由日本人开的“大冢照相馆”包揽。

尽管在日军铁蹄下艰苦经营，但岳阳沦陷七年时间，城区商人表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操。早在日军占领前，川军王瓒绪部由长江上岸开赴前线，军装单薄。漆永隆百货店、钟艮记南货号等商店，自发捐赠棉背心五百件，数量虽微，但表达了爱国热忱。城区沦陷期间，又有爱国商人从洋行零星购买囤存军用物资，然后改换包装、压缩捆紧，外用油纸包扎，放入一粪车底板偷运出城，送交抗日游击队，为此有的商人付出了生命。七年沦陷期间，岳阳城区民族工商业主无一人资敌。

抗战胜利后，外出逃难的商户陆续回城，但面临的是一片废墟。有的逃难歇业开销大，囊中已空，且身体倍遭摧残，元气大伤，无力复业，尤其是繁华的南正街被日军列入军事区后大多数商铺成为断壁残垣，惨不忍睹。外出逃难7年之久的“戴豫康”“戴和隆”“戴同兴泰”等老字号均因无巨额资本复业而黯然退场。“严万顺老药号”老板回城后几经辗转，先是在梅溪桥开小店挣钱，后又变卖掉乡下祖产，凑集了资金才得以在南正街“严万顺”原址复业。还有赵舜臣的“华福”、李应祥的“和记”、杨坤龄的“松鹤龄”等药号分别在南正街、天岳山复业。

曾经拥有巨额资产的“周德馨酱园”老板周德仕面对一大堆废墟束手无策，只能与酱园的师傅合资才在南正街原地建房恢复了营业。

凤凰涅槃继往开来

劫后重生的南正街仍以它独特的商业优势吸引本城以及周边临湘和一江之隔的湖北监利、洪湖等地的商户来南正街开店。临湘人朱慰初原是抗战期间从汉口偷偷进布后在临湘白羊田、八百市一带肩扛背驮贩卖的行商。抗战胜利后用挣下的钱到岳阳南正街与街河口交汇的黄金地段开了一家“福康和绸布店”。南正街的另两家大绸布店“福庆”和“永泰和”也都是在乡间贩布挣钱后从临湘迁来的布商。其中“永泰和布店”共筹集资金4万银元在南正街修建门面，于1947年2月正式开业。

一些靠做小生意积累了资金的小商小贩也由行商变坐商。如笔者父亲刘子文就是靠卷纸烟卖油条挣钱并在韩家湾码头扛包挑箩的叔祖父刘治安帮衬下，在紧挨慈氏塔的羊叉街开了一家专营针线鞋帽、牙膏牙刷、手电筒、文具等小百货的“民生百货店”。从沅江逃难回岳的“味腴酒店”周权三姐弟先是在天岳山租赁地皮，建成上下两层、前后两进的店堂，高薪聘请了李春桂、张志宏、张克亮等一批名厨，开发了“巴陵全鱼席”和小笼汤包系列面点，生意格外火爆，连国民政府的高官白崇禧都曾在此就餐。

岳阳东乡乌江人刘美林15岁到湖北监利学做包面（馄饨）手艺，抗战胜利后回岳阳在乾明寺一号门前搭棚坐担经营，后来成为岳阳著名餐饮“九益包面馆”创始人。

与民生攸关的80余家日杂店多在梅溪桥；70余家水果店分布街河口、金家岭等地。岳阳鱼米之乡，156户渔业商户集中洞庭湖畔鱼巷子、街河口等处。14家照相镶牙钟表店，3家在岳阳楼，余在城南，羊叉街“容华照相馆”最大。金店抗战前在南正街、竹荫街，光复后扩至城南（含吕仙亭），知名有“老宝盛”等7家。城南知名南货店有“协盛祥”等，大百货店有“钱茂盛”等，绸布业有“和和”等。文具印刷店南正街有“大中”“永丰”，余在天岳山等地，知名有“胡祥云”等。先锋路、观音阁有43家旅社（如“九如”），城南有41家茶馆（如“君湖”）。

1949年7月20日，岳阳城区和平解放，人民政府调整对私营企业的政策，鼓励和扶持私营商业扩大经营，繁荣经济，1950年2月统计，有行商75户，座商782家，摊贩1061人，从事门店商业人员3239人。1956年城市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并逐步过渡到国营、集体、合作商店。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岳阳商业版图已由原来的偏居洞庭南路一隅逐渐东移北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斗换星移，继往开来，岳阳民族工商业界的发展历程和他们为岳阳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过的贡献,永留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