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子文

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地方性写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特别是当下，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刷着地域文化的边界，城市化进程又持续消解乡土记忆的根基，作家们如何在自己的笔下重建与故乡的精神联结？李纯先生的长篇散文《我的故乡上塔市》给出了一个充满诗性与哲思的回答。这部作品不仅是他对故乡上塔市的深情回望与期待，更是一次对“地方性知识”如何转化为文学表达的积极探索。

平江上塔市镇，2014年由冬塔乡改名。康熙《平江县志》载，“冬塔”实为冬桃，“山中有桃，结实如瓜，冬月常盛”，后演变为“冬塔”。

李纯先生笔下的上塔市镇，不是地理坐标上的简单标注，也不是一本乡土地理书籍，而是一个被记忆反复打磨、被情感不断重塑的文学空间。作者采用了多维度叙事策略，将个人成长记忆与地方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地形学”。在描述上塔市镇的风物时，李纯不是外在的观察者，而是内在的参与者，笔下的这一方山水是这一方人的“名片”，这一方人是这一方山水的“经理”。

在开篇的《贵客到访》一文中，引用王维的“君自故乡来”诗句作为题记，由此打开“应知故乡事”的话题。显然，上塔市镇的现任书记、镇长，对任职地方的物产了然于胸，那包干豆角，散发着家乡历久弥新的烟火气息；那些高山云雾茶，在故乡的月明风清里发芽散叶；那片黄桃林，正在乡亲的汗水和有机肥化合下丰满圆润起来。在《边镇硝烟录》《毙寇三雄》等篇章中，生动再现了上塔市民众保家卫国、奋勇抵御外敌的场面。文中亲手掐死日寇的壮汉陈幼松、智勇双全解救三名女青年的乡警赵郑奇、嫉恶如仇砸死黑雄二男的何哑巴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鲜明地展示了上塔市民众敢于冲破枷锁、打破常规的独特精气神。另外，在作家的地理坐标系中，下官庙、龙潭庙、石头河、老街和张师山等地方，是永远无法抹除的记忆原点，发散着巨大的张力。这些地标的张力，源自于文化传承、精神向度。尤为可贵的是，李纯先生没有陷入怀旧主义的窠臼，而是以一种清醒的姿态面对故乡的变迁，在怀旧与未来叙事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如在《再见桑园》和《冬桃山的味道》等篇章中，细数桑园变迁和冬桃山竹笋、黄精和冬桃的味道，把这一方人热爱这一方山水、经营这一方山水写得淋漓尽致。

纵观当代文学潮流，大致可概括为对两个维度的追求，一个是对生命状态和存在价值的观察与思辨，一个是对文本的创新与突破。李纯先生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戏剧家，一位年过古稀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观察的角度并不守旧，认知的高度并不落俗，而是一直秉持着创变，并以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在下官庙抗战旧址，他心里沉甸甸的，低头慨叹：战争无论何种理由，牺牲不管哪个阵营，生命同等，世界需要和平。他经过得胜村106渡槽，总要想起人称“水利书记”的刘志斌。刘志斌在冬塔乡工作十五年，坚定“水生万物”理念，带领群众修水库、挖渠道，在任时亲手绘就丰收图，退任后留下风景线。他在松源村走访，还深刻揭示了上塔市镇人才辈出的成因，乃是当地苦送苦读的风气和上塔市居民低调务实的品格。

语言风格上，《我的故乡上塔市》展现了李纯作为剧作家的独特优势。文字富有节奏感和画面感，长短句交错，形成了类似戏剧对白的即视感，很多铺垫、呼应、对比，很有质感。

同时，作者善于运用地方方言词汇和民间谚语，使文本充满了地域性色彩。但这种地方性表达并非封闭的，而是通过李纯精湛的语言驾驭能力，实现了方言与普通话的自然融合，既保留了乡土气息，又确保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如在记述昌江河的源头时，山洪暴发的肆虐，抗战血染河水的悲壮，放河灯祭奠公仆的纯朴，跃然纸上。现在河道治理后，刚放下钓竿，一条接一条上钩的鱼儿，“好像喝多了汤汤水水，想看看岸上的风景。”在描写上塔市的市井生活时，李纯的语言尤其生动鲜活，几个动作、几句对话就能勾勒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种白描功夫显示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底。

《我的故乡上塔市》最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作者对“乡愁”这一永恒文学主题的当代诠释。李纯先生没有将乡愁简化为对逝去时光的感伤追忆，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反思和精神寻根。通过对上塔市镇历史变迁的梳理，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种反思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对话的可能。李纯笔下的上塔市镇居民形象尤其体现了这种复杂性——他们既受制于乡土社会的局限，又蕴含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既面临着时代变革的冲击，又保持着坚韧的文化生命力。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目光投向都市生活时，成长于平江山水之间，活跃在平江戏剧、文艺界的李纯先生，却选择坚守冬塔乡或上塔市镇这片文学的原乡。这种写作选择，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文化抵抗的意味——抵抗同质化的叙事，抵抗遗忘的速度，抵抗精神家园的坍塌。《我的故乡上塔市》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需要一方可以扎根的土地，一个可以回望和观照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