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虎

陆城，从临湘的版图上消失41年了。

陆城，从临湘的县治历史上消失95年了。

不论是41年，还是95年，给老陆城人带来的都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主要是不舍、不甘、无可奈何。

当时光回到1930年上半年，陆城人做梦都不曾想到，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繁华县城，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普通的江边小镇了。

一个是县治驻地，一个是普通小镇，命运迥异，可想而知。那么，临湘县治在陆城已经有900多年了，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为什么又要迁走呢？

一切从头说起。陆城，位于巴陵县东北部，紧靠长江。最初三国时期东吴著名军事家陆逊在这里屯兵筑城，因为他破荆州，捉关羽，火烧连营，立下赫赫战功，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这个地方叫陆城。600多年后，到了五代时期，主政者看到陆城水运发达，934年至936年便在这里建立了茶叶集市，取名“王朝场”，仍属巴陵县管辖。994年，改朝换代到了宋朝，王朝场改名王朝县，县治陆城，而当时不只是改名这么简单，还涉及非常重要的区划调整，就是把巴陵县的东部划出来和东北部组成王朝县。996年，王朝县改名临湘县，县治陆城。

陆城成为县治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叫“临湘”（还有通俗版“县哩”、文雅版“湘湄”、书面版“县治”等说法）。2019年我在搜集方言素材时，发现清代有一首诗，名叫《临湘县》，作者张问陶，四川人，他在诗中写道“短棹发临湘，迢迢水驿长。过云洒疏雨，归雁带残阳。岸静千蝉响，林秋一叶黄。未须愁旅泊，吹角近官塘。”好一派水乡风光。毫无疑问，诗人写的就是陆城。陆城过去还流行一首顺口溜“好个临湘县，江水团团漩。举人不落窠，进士不见面。”这里的“临湘县”就是陆城，“江水团团漩”描述的是陆城水乡地理环境。直到清朝官方才正式书面提出地名“陆城”。把县治驻地叫县名，是过去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一直到今天都保留着。比如往返城乡班车的线路牌上写的是“临湘——江南”“临湘——白羊田”，这里的“临湘”就是县治驻地长安（早期也包括五里牌），所以，狭义的临湘话就是县治驻地的方言。

陆城水路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境内沿长江先后设立了塘湾、沙窝、老港、杨陵渡、新港等五处码头和渡口，古有“九县通衢”之称，上接四川和湖北，下连南京和武昌，货物进出十分便利。此外，有四条官道到聂市、长安、云溪等。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开始筑土为城，将陆城分成了内城和外城两个区域，城内常住人口达7000人，加上外城居民和流动人口，人口过万。当时，人流如织，经济十分繁荣，足可以用“日有万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形容当时的繁华景象。

当时间走到1927年，一场县治迁移的博弈拉开了序幕：主迁派成立了临湘县新治筹建委员会，代表人物是方经国（桃林人，时任临湘县教育局局长）。反迁派成立了临湘县旧治维持委员会，代表人物是敖伯川（陆城人，先后担任过山西省平鲁县知县、四川省资中县知县，后辞官回陆城从事教育事业，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两派各执己见，唇枪舌剑，持续两年时间，最后还是以方经国为代表的主迁派取得胜利。

主迁派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政策层面取得了支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完成了全国统一，便开始推行“县政建设”，包括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和行政中心。主迁派的意见得到了当时政策的支持。

二是从政府层面得到了批准。1928年冬，方经国通过临湘老乡沈崇德（聂市远景人，时任长沙一师附小老师）向湖南省民政厅厅长曹伯闻提交了迁县治的报告，陈述了迁县治的理由。根据《湖南民政刊要》（1930年）记载“查临湘县迁移县治一案在该县，城区人民极端反对，乡区人民则极端赞成，双方呈电交驰，情词各执。经委本厅科员刘其达前往查勘该县形势有无迁治之必要，并考察双方所持理由安在利害”。资料后面陈述了主迁和反迁双方的理由，最后经湖南省委员会决议，同意县治的移置。

三是从现实层面彰显了理性。陆城作为县治驻地的局限性确实越来越明显，主要是地理位置成为掣肘：陆城在临湘西北角，主要靠水运联系外界，陆路交通不发达，县城没有直接道路到路南，所以，“天高皇帝远”，陆城对临湘大部分地区的管理鞭长莫及，行政管理成本很高，对于财政并不好的国民政府，这是一个挑战。还有，陆城紧邻长江，后来由于罗家港被填，长江和内河之间的通道被截断，长江的大船和小船都进不来了，内外水运受到影响（此外，水患频繁且严重）。再就是，陆城处于临湘县域的边角上，旁边是长江，后续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因此，陆城不再适宜作为县治驻地，县治必须搬迁。尽管许多陆城人士强烈反对，有的出自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有的出自情感上的纠葛。但是反对归反对，毕竟从长远发展角度看，迁县治的理由无懈可击，不能因为顾忌利益或者情感不舍而影响县治迁出。

县治从陆城迁出，迁到哪里才好？这个地方必须避免陆城的不足，那就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位于县域中心地带，便于管理路南路北；二是交通方便快捷，有利于发展经济和降低行政成本；三是后续县城发展有充足的空间。

长安，成为不二选择。

  其实，长安在临湘历史上也有一席之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立了长安驿，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立了长安巡检司（类似现在的派出所）。长安驿位于北京经过武汉通往长沙、广州的官道上，其主要作用是传递官方文书、接待往来官员、转运官方物资，其作用很重要。由于长安驿位于官道上，官道的特点就是安全、路况好，人员来往频繁。因此，长安驿从驿站慢慢演变成了小集市。重点是长安驿位于临湘县境中部的交通十字路口，堪称临湘的“地理心脏”，既方便联系四面八方，又有很大发展空间。关键是粤汉铁路（1901年动工，1936年全线建成通车，其中临湘段1918年6月通车）在临湘段设有云溪站、路口铺站、五里牌站、羊楼司站，推动了临湘交通运输的根本性变革：铁路运力更强、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优势明显超过水路，自然而然地成为临湘联系内外的交通运行大动脉。因此，长安驿有官道，又位于中心地带，再加上粤汉铁路的加持（距离五里牌站只有三里），其交通优势十分突出。

一方面，陆城优势不再，而长安驿优势凸显；一方面省政府大力支持，县政府官员积极推进。因此，县治从陆城迁到长安驿很快就办成了“铁案”：1930年6月15日，县治从陆城正式迁往长安驿，临湘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11月9日，新县治沦陷，县政府首要任务是保证自身安全，并继续行使职权和组织抗日。作为行政中心，县政府处于“打游击”的状态，大云山一带的鳌头山、谢家山、黄金坑、车廖家等地先后成为战时政府的临时驻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国民政府全面恢复统治。10月2日，县政府从大云山回迁至长安。

2018年年初，我找长安原住民采集长安话，当时沿着北正街菜市场找，北正街菜市场往北环路去的沿路有许多住房和门店（2018年7月5日启动了北正街片区棚户改造项目，11月下旬片区所有建筑全部拆除，北正街拓宽改造工程全面提速）。我在门店一家一家问，终于找到了一位长安原住民陈爹，他跟我说，当时的县政府就在北正街菜市场后面，他家的房子也在那里，还被征用作为办公场所。而根据临湘党史专家梅馥葆主任回忆，临湘县政府办公地点从1930年至20世纪60年代有几次变动，现在的临湘市人民政府是20世纪60年代初建的。虽然现在长安的版图跟迁县治时候的版图有很大变化，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安经过了多次区划调整，但是政府所在地仍旧在长安中心地带（长安十字街）千米范围内变动，这也确保了长安中心地带发展的稳定。

抚今追昔，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国家如今又在发展航运物流业，曾经属于临湘的城陵矶（与陆城密切相连）现在是湖南省重要港口，并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城陵矶新港区。而作为县治的长安，经过90多年的发展，如今城区显得十分拥挤。曾经市委、市政府就长安城区拓展问题先后提出或者北拓或者南扩的方案，但因为国道、省道等交通线路在城区纵横交错，导致方案难以实施。今天的县治长安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还有一件让许多临湘人觉得遗憾的事情就是“临湘没有高铁站”。早在2016年前后，市委、市政府就多次向交通运输部、铁路总公司汇报临湘申请建高铁站的事情，铁路总公司后来还派技术专家到临湘进行过实地勘察，但均无下文。如今上有赤壁高铁站，下有岳阳高铁站，临湘再建高铁站就意义不大了。

此一时，彼一时。有人说，如果当初临湘县治不迁到长安来，今天的陆城，甚至整个临湘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面貌了。我想，说这个话的人一定有浓厚的老县情怀。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陆城完成了936年（994年—1930年）的县治历史使命，长安的县治历史正在精彩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