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悦  章心怡

80多年前，它被一个人揣在怀里，走过草地，翻过雪山。它是他的时间，他的警钟，他险象环生的革命路上，最忠诚的伙伴。

这是任弼时在1936年前后使用过的一只折叠式闹钟，由任弼时儿媳娄惠平女士于2016年捐赠，是国家一级文物，宽8厘米，高10厘米，可对折收纳，便于携带。外壳呈红褐色，盒身磨损痕迹严重，指针泛黄，闹铃发条仍可转动，表盘上的数字依然清晰可辨。

1936年7月1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万里转战，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党中央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出任政治委员。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任弼时争分夺秒，紧急召开会议，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坚持共同北上，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他随身携带的一只小闹钟，记录了他日夜不休、处理军务、部署行动的紧迫。

任弼时曾教育红军干部战士：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有分歧的不讨论，免得节外生枝。当张国焘提出召开红二方面军干部会，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时，任弼时站出来质问，报告谁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有理有力把张国焘顶了回去。任弼时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长征路上红二方面军主力损失很小，被毛泽东誉为“了不起的奇迹”。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与频繁的通信联络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战局走向。这只折叠式小闹钟，始终陪伴在任弼时身边，精准掌控着每一次电报发送的时机、每一场紧急会议的召开，也见证了他不分昼夜运筹帷幄与决策部署的身影。

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件文物，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呼吸与脉搏。文物如镜，照映过去，也照亮未来。这只折叠式小闹钟，静默无言，却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责任与坚守传递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