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篮春色
——洞庭湖中的藜蒿与记忆
向德良
三月二十一日,在“洞庭南路记忆”平台上读到两篇推文——周太良先生的《打藜蒿》与周玲女士的《春日野趣》,让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周太良先生写打藜蒿,末尾那句“这打回的,哪里只是一篮藜蒿?分明是一篮春色,是整个春天的缱绻”,像一双手,把我往记忆深处拽。周玲女士写藜蒿炒腊肉的清甜,写乡愁藏在与家人并肩看落日的暖光中,文字温柔绵长如洞庭湖上拂面的春风。
夜已深,翻来覆去不是滋味。满脑子都是藜蒿——不是周玲笔下那盘油润清甜的藜蒿炒腊肉,而是四十九年前,水煮了撒把盐、连油星子都见不着的藜蒿。洞庭湖的春风从记忆深处吹过来,带着藜蒿的野气,带着茅草棚里的潮湿,带着三分钱一个劳动日的荒唐。
那时候我们知青点的伢妹子,为找猪饲料,划着小划子往洞庭湖深处去打藜蒿。湖洲上的藜蒿长得野,一茬一茬的,打下来捆成捆,满船满船地载回来。茅草屋前堆起一座藜蒿山,嫩的、大的挑出来自己吃——不过是水煮了撒把盐,连油星子都少见;余下的喂猪。其实本意就是去打猪饲料。那时的藜蒿,哪里有什么“洞庭人参”的雅号?不过是填肚子的野菜,和猪食差不了多少。
进入新世纪,人家给它取个雅名“洞庭人参”,我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好长一段日子,饭桌上见了藜蒿炒腊肉,我都不动筷子——实在是当时吃腻了,那股子野气闻着了,胃里就泛起当年的寡淡来。
我们点上有二十四个知青,开初都挤在湘阴三塘谢坪大队一处要低头才能进门的茅草棚里——那是大队之前的猪圈,也是我们知青点的住处。我们耕种着二十四亩田,说是田,其实是各生产队最差的、东一块西一处拼凑出来的。有几丘田里尽是瓦片砖块石子,且田脚深,赤脚下田,一不小心就划破了脚,陷进去还难拔出来。土质差,产量低,导致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值三分钱。口粮要靠向生产队借,雨雪天不下地,就去借粮,借来粮就敞肚大吃,由于没有油水,下饭菜常是酸菜汤,出工日我最多吃五六碗米饭,每碗五两。平日里大多吃的是红薯丝和湖洲上的藜蒿,一年难得吃上几回肉。
每逢杀猪,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就来开会,一头猪两天就被吃光了——干部们那时候也苦。有几回,食堂熬了一缸猪油,当晚就被我们几个知青偷了一半,留着拌正餐吃。偷完之后怕被发现,还往缸里掺了水,油浮在上面,等食堂用到后面,勺出来的就只剩水了。为了填饱肚子,我们有时也实在不得已,跑去几里外的农户家里偷鸡摸狗。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养的那条黑子。
黑子是条土狗,通体乌黑,四只爪子带点黄。每天我出工,它总要送我一段路;收工回来,它准在山坡路口等着,老远看见我就摇尾巴。最奇的是,它居然会从外面叼鸡和肉回来——自己舍不得吃,就蹲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我,等我啃完了,把骨头吐给它。有一回它叼了一只鸡回来,咬我的裤脚,引着我往屋后的茶树旁走,那鸡就藏在树底下,它还晓得用树叶盖了盖。
可惜后来有一次,它偷供销社的下水时被发现了,被人用乱棍打死。从此收工回来,路口空空的,再没有黑子等我。这件事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心里不是滋味。
下乡将近四年后,我去大队办户口迁移准备上学时,他们告诉我,我欠了队里的钱。我当时就反驳:我起早贪黑干了几年,从没分过一粒粮、一分钱,也从没向队里借过钱,哪里来的欠账?他们答了三个字:吃欠了。
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生产力水平是多么低下,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那藜蒿,水煮了当顿,吃下去寡淡,可没有它,连这点寡淡的饱腹都没有。
可就是在那样苦的日子里,也有让人心头一颤的瞬间,留有温暖的回忆。
有一回在湖中打藜蒿,要越过一道水沟,一个花季般的女知青勇敢地一跳,却不慎掉进了水里。她一上一下地挣扎出水,那模样,真真是出水芙蓉,洞庭明珠,更像那“白银盘里一青螺”。众人七手八脚将她“打”捞上来,出水的那一刻,水花飞溅,宛如“天女散花”,那单薄的衣衫湿漉漉地紧贴着身子,流淌的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更像清晨沾满露珠的茉莉花。男伢子们瞅着,一下都不好意思起来——想多看一眼吧,怕人说“不正经”;赶紧走吧,又舍不得。
那是我们这帮小青年,人生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出水芙蓉”,什么叫“天女散花”。不是书本上画的,不是嘴里瞎编的,是真真切切的、活生生的、从水里冒出来的——像湖洲上最嫩的菱角,咬一口,又甜又涩。
许多年后,再吃藜蒿,我总觉得那味道里,多了一丝别样的清甜。许是记起藜蒿沾过她溅起的水花;许是自那个春天,我们都在这片湖洲上,悄悄地长大了。
哦,那一回,小划子打回的何止是藜蒿,分明还打回了青春期的“第一望”。
后来听说,那位“出水芙蓉”出了头,成了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再后来当了奶奶,如今退了休,过上了快快乐乐的晚年。洞庭湖里捞起来的月影,终究落在了安稳的人间烟火里。
从湘阴到岳阳,从知青到干部,我在洞庭湖边待了十来年。调进城里之后,日子安稳了,可心里总惦记着那些“穷山恶水”却风光无限的地方。我时常想,如果能为那里做点什么,该多好。这份念想,或许从黑子叼鸡回来给我吃的那天起,就种下了。
回忆我在岳阳工作的三十年里,最荣幸的事,是曾先后四次主动请缨参与驻村扶贫,其中三次在平江。
八十年代末的平江咏生乡,是为纪念牺牲于此的红军师长高咏生而重新组建命名的乡,它处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当时岳阳全市最贫困的乡——恐怕没有之一。不通路、不通电、不通医、不通邮、不通电话,没有卫生院,也没有学校。有一部叫《那山那水那狗》的作品,便是以此为背景。当年有一对母子住在这片山野之中,只有一间简陋的瓦片屋,两人共一条棉裤。还有一个村民小组,三十二口人,只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已年过半百,没有了生育能力,另一个年轻的,那年被蛇咬伤,在翻山越岭求医的路上,没能撑住……那时候,村里的姑娘都想成“凤凰”飞嫁外乡,不愿留在山沟里当“永久牌”。像这样偏僻的小组,留下的都是“光棍”,差点就真的“绝了组”。
二〇〇三年,我再次参加建整扶贫工作,到了平江献冲的黄花村。那一年,我们在村里修了公路,架了电线,扶持了种养殖业户,还捐了一台中巴车,方便出入。
前年我从西安回岳阳,特意约上中学同学,一起回了黄花村,也特地去了咏生乡。
站在咏生的地界上,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依山傍水间修筑的简易公路已改造成水泥公路,并延伸修进了深山之中,平整宽敞,道路两边亮起了路灯。一幢幢“洋房”排成了行,兴建了村民住宅,偏僻山沟里的人家都集中居住。学校、卫生院、邮局、网络——过去没有的,渴望的,如今都在眼前了。当年那对母子共一条棉裤的山洞,早已被草木掩埋,成了老人们口中的故事。那年我们帮扶的李世生村长——“世猛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自始至终脸上堆满笑容,满口赞颂党的领导及其英明政策。席间,还不忘聊起当年岳阳晚报以“跌跌撞撞世猛子”为题报道他驾驶大卡车穿行于山间运输木材、带头致富的事迹。
午饭后,我站在崭新的村委会楼前的坪里,一个壮年男人走过来问我找谁。我说不找谁,就是来看看。我出神地看着围墙上的大幅标语:“知党恩,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心里热乎乎的,回头望,他笑着对我说:“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党的恩惠,都是岳阳的机关干部帮着修的。”
那一刻,我眼眶热了。
想起当年一个劳动日才三分钱;想起那些瓦片砖块划破脚板的田;想起食堂那缸掺了水的猪油;想起黑子咬着裤脚往茶树旁引路;想起“吃欠了”那三个字的荒唐与心酸;想起在咏生扶贫时,每次徒步四十多里山路才能走到乡政府的艰辛;想起那对母子两人只有一条棉裤……再看看眼前——公路通了,电灯亮了,洋房成排,真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眼见这山河巨变,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如今饭桌上再见到藜蒿炒腊肉,我偶尔也会夹一筷子。那股子倔强的香气还在,只是不再寡淡,有了腊肉的油润,倒真品出了一丝清甜来。
周玲女士说得对,乡愁不必浓烈,它就藏在一盘藜蒿炒腊肉的清甜里。那些年,藜蒿是活命的野菜,水煮了撒把盐;这些年,藜蒿是餐桌上的时鲜,和腊肉同炒,吃的是滋味,品的却是从前。
我的乡愁,还藏在黑子摇着尾巴等我的路口,藏在那个春天水淋淋的月影里,藏在这辈子与土地解不开的缱绻中。可如今,这乡愁里又多了一层——是庆幸,是感激,是看着那些穷山沟一天天好起来的欣慰。
回想我们这一帮人,从猪圈里起身,从红薯丝和水煮藜蒿里活过来,从“吃欠了”的荒唐账里走出来,从三分钱一个工日的穷日子里熬过来——竟也一步步走到了锦绣山河的今天。
窗外的春意,一年比一年浓。这春意不只在桃花柳条上,更在那些山村里新修的公路旁、亮起的路灯下、孩子们的读书声里。
有机会,我还要约伴再往平江,去看看黄花村的新貌,去咏生的山路上走一走。再去湖洲上掐一把藜蒿,这一回带回来,要用腊肉炒,要放足了油,要和家人坐在亮堂堂的灯下,慢慢吃。
这一回打回来的,怕不只是周太良先生笔下的那春色了——还有我们这一辈子,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踏踏实实的甜。
洞庭湖的藜蒿,一岁一枯荣。当年那些划着小划子的伢妹子,虽已两鬓斑白,心中却还怀着春意。看那年年春天,藜蒿照旧绿,春色照旧浓,而那些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山沟沟,也照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拥抱春天,幸福生活万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