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友安

老弟打来电话：“哥，我在老屋坪里挖了几百斤笋子，给你寄几只黄牙白，我记得你最爱吃笋子的！”我心里一紧：“怎么这么多，大小都挖了？”电话那头，老弟沉默了片刻，低声说：“今年雨水足，笋是当年，格外多。”顿了顿，又轻叹一声：“娘走了，留着别人也会挖光的。”

一时间，电话两端只剩电流微响。我望向窗外迷蒙的春雾，思绪便顺着那湿气，一点点飘回渐渐生疏的老屋。

我出生在汨罗江上游的一个小山村，幕阜山余脉蜿蜒至此，除了山还是山。百年老屋窝在山坳里，一条飘带似的小路蜿蜒通向公路。到镇上不过三四里，可在肩挑手提的年月，一进一出都颇费周折。尤其是从山脚水库到家的最后两百米，三十度的陡坡，母亲称为“梁山寨”。父亲身体单瘦，母亲便干着男人的活：挑一担家肥颤悠悠下坡，再挑一担饮水喘粗气上坡，扁担“吱呀”作响，青春岁月就在这一来一回中流逝。

所幸山脚下有一大片竹林，年年青翠。父亲是个彩扎匠，偷偷扎些纸人贴补家用，却杯水车薪。母亲便将目光投向竹林，学会了用竹子编抓扒、做水端（瓢），乡亲都夸她手巧；而她更拿手的，是做笋菜。靠着这片竹林，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书杂费、饭桌上的荤素，便都有了着落。

“宁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少年时我不懂这雅趣，只记得家里竹多肉少——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竹笋吃油，油少了又涩又柴，且下肚不久便饿得发慌。母亲却有办法。她常把鲜笋连壳埋进刚熄火的茅草灰里，慢慢煨熟。剥去焦黑的外壳，一股草木灰的清香扑面而来。煨过的笋涩味全消，切薄片与酸菜同炒，最是下饭。我初中寄宿时，这酸菜笋便成了主菜，常惹得同学流口水。至于野山小笋，母亲则一根根剥好，码进酸水坛，压实封口。半月后捞出来，脆生生、酸津津的，既可佐餐，也能当零食。我们放学回来捞上两根，边嚼边写作业——那滋味如今想起来舌尖还会泛酸。

母亲不单会吃笋，更懂得养竹。她常说：“竹子是祖辈留下的，不能败在咱们手里。”每年春天挖笋，她从不贪多：向阳壮实的大笋一棵不动，任其拔节；只拣过密过弱的细笋间采。那易遭虫蛀的黄牙白，则用来招待亲友。砍竹也颇有章法，专伐三年以上的老竹，春日发笋时一刀不动。靠着这般呵护，笋年年挖，竹经常砍，竹林却岁岁茂盛。母亲常说：“竹子通人性，你待它好，它便待你好。”

春笋破土，新竹拔节，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兄弟姐妹如春笋出林，陆续离乡。父母渐渐老去，随老兄老弟搬到小镇。但母亲依旧隔三岔五回老屋看竹林，父亲陪着。后来她腿脚不利索了——年轻时下冷水落下的病根——便拄根竹杖，让父亲搀着，一步步挪上昔日的“梁山寨”。旁人劝她歇着莫费力，她摇摇头：“不去看一眼，心里不踏实。”那片竹林，成了她晚年的牵挂。

两年前的深冬，竹笋尚在孕芽，母亲却走了。葬在哪里？老弟说：“葬在老屋对面吧，妈最记挂那片竹林。”娘疼满崽，满崽懂娘。落叶归根，母亲回到了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梁山寨”，与碧水为邻，与翠竹作伴。

平日里总和母亲拌嘴的父亲，仿佛一下子没了魂，沉默寡言，很少再回老屋。竹林无人照料，渐渐荒了。成竹被人偷砍，春笋刚冒头就被挖得干干净净。

这些年，老家变了模样。水泥路改成柏油路，老屋水库新修了堤坝。村民沿山脚扒出一条简易公路，那条飘带似的小路荒芜了，昔日葱郁的竹林，只剩稀稀疏疏几竿歪竹。夜里做梦，恍惚又回到儿时：母亲正弯腰在竹林里察竹挖笋，直起身唤我一声，灶上的铁锅正冒着热气。醒来时，枕边总是湿的。

有人说，口味是最深的乡愁。从汨罗江上游到下游，我离家整整三十载。岁月磨平了棱角，淡忘了诸多往事，唯独那缕笋香，越来越浓。老弟寄的黄牙白还在路上，可我仿佛已经闻到：茅草灰的暖，酸菜坛的陈，母亲手心的温度，还有一片再也回不去的、青翠欲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