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平

20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离黄泥湾大屋不过3里地的江洲村回龙湾。那时的行政区划里，叫湖南省平江县冬塔公社江洲大队回龙湾生产队，黄泥湾大屋所在的村落叫黄桥大队，与江洲大队隔着田垄与溪流相望。直到1979年，我离开家乡北上求学，记忆中的地名依然如此。

进入21世纪，我已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一次回乡，听说村里“合村并组”了，江洲村与黄桥村合并，新村名各取一字，叫“黄洲村”。乍一听，我有些恍惚，这名字竟与苏轼谪居的“黄州”同音，虽此“洲”非彼“州”，却让我这离乡之人，无端生出一份跨越时空的诗意联想。但于我而言，这些变更似乎总隔着一层，不及“江洲”二字来得亲切。每当有人问起我是哪个村的，我还是脱口而出：“江洲上的。”

又过了些年，再回乡时，进村的牌子赫然写着“黄泥湾村”。我一时愕然。在我的乡音里，这三个字的发音近于“王曲湾”，那是从小听到大的乡音。如今，这名字忽然以端正的书面形式立在眼前，竟让我这个游子生出一丝奇异的疏离感。

黄泥湾大屋，我自然是知晓的，但那时的我，只当它是相邻大队一处格外气派的老宅，并不知晓其中蕴藏着怎样的风云。

一

真正让我与黄泥湾相识的契机，是在2015年。当时，家乡上塔市镇的书记来京，专门找到我，说起黄泥湾大屋正在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希望我能帮助协调、推介。那份郑重的托付，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那座老屋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我开始认真翻阅从镇上带来的资料，追溯它的源头。

原来，大屋的先祖叶永寿，在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挑着担子，踏过历经元末战乱后逐渐复苏的土地，遵循着“度山川之雄壮、选风俗之纯良”的古训，一路寻觅至此。眼前三面良田环抱，一湾清溪潺潺，笔架山的倒影刚好落入半月形池塘中。就是这里了。

那时的此地还叫包家洞，元末战乱后几乎成了空村。叶氏家族就此扎下根来，开荒垦田、建房造屋。生生不息之力，竟将昔日的包家洞，逐渐变成了叶家洞。

几百年光阴流转，族谱上的名字，像一条绵延不绝的溪流。真正让黄泥湾焕发光彩的，是第十七代孙叶善林。这位清朝太学生，有着非凡的眼光与魄力。他在湘鄂边界经营积累，终成一方富户。他不仅在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拆旧建新，筑起这座占地6800多平方米，拥有四进二横、九厅、三十二天井的宏伟大屋；更是在大屋落成后，将剩余的一半钱财，全部用于兴办私塾。

“至乐无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叶善林晚年，把黄泥湾变成了书声琅琅的桃源。直到82岁辞世，他留给子孙最宝贵的遗产，是弥漫在每个角落的翰墨书香。族谱记载，仅其四代之内，便出了8名秀才、3名太学生、1名举人，更有人考入黄埔军校。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像种子一样，深植于黄泥湾的土壤里。

二

当我为了申报事宜深入了解后，才开始读懂这座大屋的密码。这座平面呈“口”字套“田”字的建筑群，是先民生存智慧与生活艺术的结晶。选址背靠小山丘，三面良田，西望轿顶山如画，东观月形山似象，门前笔架山倒映池中，形成“文笔蘸墨”的意象，这是在天地间作画，在自然中谱写安居乐章。

32口天井星罗棋布，即使暴雨如注，地面也从不积水。那套两百多年依然畅通的地下排水系统，科学性堪称一绝，是先民对“防患于未然”牌匾最质朴而深刻的践行。堂屋上方，“厚德载福”“荣增海录”，寄托着家族期许；“中和致善”“惟适之安”，昭示着处世哲学。

而最让我心潮澎湃的，是横堂屋里那块“后学津梁”牌匾。这块黑底金字的行书大匾，题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是时任平江县知事钱葆青亲笔所题。钱葆青何许人也？他是光绪年间进士，学问渊博，曾被聘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国文教习，与严复、林纾等文化名流同列。他能亲自为偏远屋场题匾，实属罕见。匾文曾因岁月侵蚀而部分模糊，幸得专家、学者接力辨识，终得完璧：“邑治小学之兴后先相望，而以南江为最盛。而南江三十余校，又以双胜团为之倡其始。经营擘画，力任丝纶寔叶君衡甫之力为独多，学子莘莘弦诵不绝，将来必有英异瑰特之材出乎其间。叶君之功可没乎哉？”

原来，这块匾是颁给叶衡甫的，表彰他在双胜团（上塔市）兴办新学的开创之功。光绪年间，他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目睹农家子弟因贫失学，痛心疾首，于是奔走呼号，在南江地区先后创办多所学堂。“后学津梁”这四字，不仅是对叶衡甫的褒奖，更是黄泥湾人数百年尊师重教精神的缩影。挂匾的堂屋，正是当年莘莘学子的课堂。叶氏一族文脉绵长，与叶衡甫同补博士弟子员的叶筱嵩，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首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三

如果黄泥湾大屋只有书香，那它还不足以成为一座精神的丰碑。真正让它融入民族记忆的，是抗日战争那段血与火的经历。

1939年至1944年，湘北会战惨烈。黄泥湾因地处要冲且屋宇宽广，被征用为临时战地医院。一百多名医护人员进驻，最多时收治伤员超过200人。

今日漫步大屋，墙壁上斑驳的标语依然刺痛人心，“本此针砭药石，战胜倭寇病魔”“要在痛定思痛，不忘裹创杀敌”“伤病同志应注意调养，为国负伤是无上光荣”。最震撼的，是大门上方“保健军民”的巨幅题字，简简单单四个字，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是承诺，是使命，是生的希望。

村里一位九十多岁的叶姓老人曾告诉我，当时，盘尼西林极度匮乏，军医带着村民到田埂挖鱼腥草，用猪肉炖了，给伤员消炎。那些年轻的士兵，有的痊愈后重返硝烟战场，有的则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大屋对面李家坡的山上，无名烈士的坟茔，静静对着年年开放的杜鹃。

更传奇的是，医院曾救治过数名美国飞虎队员。1941年秋，他们在空战中负伤，在黄泥湾治疗两个多月。金发碧眼的飞行员与湘北农民，语言不通却心意相连，共同对抗伤痛与死亡，共同谱写了一曲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动人篇章。2003年，承载着这段血火记忆的大屋，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战火不仅没有摧毁黄泥湾，反而为它注入了新的精神“钙质”。从“书香门第”到“保健军民”，这片土地完成了从文化传承到民族大义的升华。

四

然而，黄泥湾人的担当与牺牲精神，并非始于抗战。早在20世纪初叶，革命的星火，便已在这片崇尚读书的土地上点燃。

1899年出生的叶廷璋，16岁考入湖南省立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同窗共读。当时，正值毛泽东发起“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跃时期，恰同学少年，叶廷璋受到了先进思想的直接影响，意气风发，积极地参与革命活动，还从长沙带回《共产党宣言》小册子，给黄泥湾的青年阅读。正是在长沙就读期间，通过毛泽东，他认识了毛泽覃，两人一经交往，便意气相投，成为至交。正是在毛泽覃介绍下，叶廷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黄泥湾最早的红色基因。岳阳日报社原编委苏世扬先生，作为叶廷璋外甥，曾在《叶廷璋其人》一文中，详述了这段历史。

1924年，叶廷璋立志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与林彪、刘志丹、段德昌等著名人物同学。在校期间，面对蒋介石的国共分裂图谋，在一次要求师生站队表态的集会上，叶廷璋毫不犹豫，第一个站出来，坚定地站到共产党员一边，其勇气与立场，深受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人赏识。

北伐时期，他担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教导员，英勇作战。后因母亲病重回乡，转入党的隐蔽战线，以粤汉铁路警务段长身份为掩护，传递情报，营救同志，多次使地下党员化险为夷。他甚至还曾收养一名弃婴，视如己出，取名“浩生”，寓意生命重生。1949年，他回到平江，热心教育事业。然时局弄人，后因成分问题蒙冤，客死他乡，直至“文革”后才获平反昭雪。

叶廷璋的亲生儿子叶黄埔，1926年出生，名字就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1948年随正在就读的成都航空学校搬迁到台湾，后来一直失联。近半个世纪之久都在牵挂着他的姐姐叶丽昭，每每提及都是泪水横流，唏嘘不已。她和丈夫曾委托几个在美国的同学朋友到台湾帮助寻找打听，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经朋友辗转多方打听才得知，早在1952年，叶黄埔因从事地下党活动，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这段悲壮的家族史，是黄泥湾红色基因最真实的注脚，也让“后学津梁”的精神，在革命烽火中有了新的诠释。

正是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革命精神传承，使得黄泥湾大屋在2016年成功入选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成为由住建部评选认定的、具有乡村文明遗产代表性的宝贵村落。这是对黄泥湾数百年积淀的高度认可。

五

退休后，我回乡的时间多了。2023年春天，恰逢《书香上塔市》新书发布暨座谈会在黄泥湾大屋举行，我应邀参加。那是我第一次以如此庄重的方式，重新走进这座熟悉又陌生的老宅。

就在座谈会的前两天，我特意从县城开车回到黄泥湾。那天细雨蒙蒙，我的车停在大屋前坪，打开后备厢，把打包成箱的书籍搬下来，那是我为刚刚重建的“桂林书屋”捐赠的图书。看着这些书，我想起自己当年从炭坡里那个小山沟走出来，正是靠着勤苦学习、在阅读中汲取力量，才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如今能为家乡的书香传承尽绵薄之力，是我这个游子最深切的慰藉。

那天，我仔细参观了修缮后的大屋。站在“后学津梁”的匾额下，一幅孔子行教彩色壁画映入眼帘，那是黄泥湾大屋叶氏外孙苏世扬先生亲手绘制的。这间堂屋已被辟为国学讲堂，古朴的桌椅摆放整齐，仿佛在等待新一代学子的到来。

抚摸那些精雕细琢的木窗，走过曾经摆满百桌宴席的天井回廊，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与自豪在胸中涌动。这座大屋，不仅是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我精神与文化血脉的源头。

座谈会上，听着学者和乡贤们的讲述，黄泥湾600年的画卷在我眼前完整展开。我情不自禁地发言，说起自己如何从“江洲人”到“黄洲人”，再到真正认同“黄泥湾村”这个名称的心路历程。当我提到当年镇书记嘱托我协助申报传统村落的往事时，台下许多乡亲会心微笑，原来这条保护与复兴之路，有这么多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

正是在那次座谈会上，我得知了许多动人的细节：在岳阳工作的刘生康、苏世扬，两位大屋的外甥，如何像归巢的候鸟般，守护着这座外婆家的百年老屋；他们如何成立古民居管理委员会，建“南恩书屋”，在媒体上呼喊“救救黄泥湾”；苏世扬如何义务监工，组织专家学者辨识匾额及墙壁上模糊的文字，十多次回乡，却不曾要一分报酬……正是这些人的执着，让平江连续八任县委书记，都曾来到黄泥湾考察；县文化局领导多次到黄泥湾调研，想方设法对修缮垮塌院墙予以支持。让这座濒临倒塌的古建筑，重新挺直脊梁。

我也看到了希望：孩子们穿着蓝色校服，在古宅里朗诵《上塔市放歌》，童声清亮，穿越百年梁柱。桂林书屋重建开放，书香家庭受到表彰。叶善林“至要莫如教子”的嘱托，叶衡甫“后学津梁”的期盼，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从未中断。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黄泥湾”这三个字的分量。它不再只是我乡音中的“王曲湾”，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称。它是600年家族迁徙、开拓、耕读、抗争的史诗；它是“后学津梁”的传承与“保健军民”的担当；它是叶廷璋坚定站到共产党一边的决绝，是叶黄埔26岁就义时的风华；它是深山藏古屋的诗意，更是书香漫湘北的现实。

离乡的游子终将老去，但故乡永远年轻。当孩子们在桂林书屋里翻开书本，当游客聆听着关于“保健军民”标语的讲解，当学者研究着天井的排水智慧时，黄泥湾就活着，并且会一直活下去。

如今的上塔市镇，正将黄泥湾大屋、冬桃山和农家乐整合，打造湘北的旅游休闲之地。但我深知，黄泥湾最珍贵的不只是旅游资源，更是那融在砖缝瓦隙间的精神气质。

离开时，我再次抚摸那扇厚重的木门。这扇门，曾经迎来筚路蓝缕的拓荒者，送走奔赴战场的勇士，庇护过异国的飞虎队员；聆听过叶衡甫的琅琅书声，见证过叶廷璋的革命抉择；也默默见证了我这个游子从疏离到认同、从旁观到融入的全过程，注视着我从“深山藏古屋”的陌生，到“书香漫湘北”的深情共鸣。

门里门外，是流转的光阴，也是不息的文脉。而黄泥湾的故事、我与它的故事，都刚刚开始新的章节……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原总统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