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畅军

“办队”，是20世纪60至80年代初中国农村特有的干部工作制度，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广大基层干部扎根乡村、服务群众、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所谓办队，就是由公社及以上党委统一选派干部，深入农村大队、生产队，开展政策宣讲、社教运动、组织整顿、生产督导、民情走访、矛盾调解等综合性基层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办队既是国家治理乡村的重要抓手，也是锤炼干部作风、践行群众路线、检验实践能力的关键途径，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稳定农村秩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正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976年农历新春刚过，我从一名普通大队干部，调任平江县谈岑区张市公社文化站辅导员。出身农家、毫无背景的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身份转变，既受宠若惊，又心怀忐忑。公社文化站的本职是时政宣传、板报广播、文艺辅导、图书管理等，但在以农为本的年代，一切工作都围绕党委中心任务展开，而当时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便是办队。入职不久，我便跟随公社领导，先后在忘私、范固、菖蒲三个大队驻队办点，足迹遍布田埂阡陌，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经历了那段火热而难忘的岁月。

当时张市公社有二十多位国家干部，每人包办一个大队、蹲点一个生产队。公社党委立下铁规矩：所有办队干部必须坚持与贫下中农“三同”，全年参加劳动不少于200天；无会议任务，不得擅自返回公社机关。大家严守纪律，从不懈怠。我虽非在编干部，也服从安排，全身心投入办队工作。

我的第一站是忘私大队，跟随公社党委副书记老潘蹲点。忘私大队是公社所在地，各项工作都是全社标杆。初涉办队，我茫然无措，只能寸步不离跟着潘书记学思路、学方法、学作风，他安排的任务，我件件落实、不敢马虎。半个多月后，才渐渐摸到门道。

时值春耕关键时节，浸种育秧、扯草积肥、清理牛栏、运送农家肥，农事繁忙，热火朝天。公社动员全员上阵，学校也放农忙假，田埂上、秧田里人声鼎沸，牛哞、农具声响成一片，构成一幅生动的春耕画卷。

不久，潘书记赴区里开会，临行前把春耕督查工作全权托付于我，反复强调：数据务必真实，绝不能弄虚作假。我不敢怠慢，每天天不亮就赶到大队部，逐队核查育秧进度、积肥数量、犁田面积、出工劳力等十余项工作内容，逐项登记，如实填写《春耕生产进度统计表》。这份表每三天上报一次，是各级指挥生产的重要依据，容不得半点敷衍。

潘书记回来后，仔细查阅表格，只问一句：“数据准确吗？”

我答：“准确，都是实地核来的。”

他微微点头，这份信任让我深受鼓舞。他求真务实的作风，也影响了我一生。后来我才知道，如此严苛并非多余。曾有公社干部为造“典型”，虚报积肥数量，甚至堆造假肥堆应付检查，最终沦为笑柄。潘书记严守真实底线，正是对事业、对群众负责。这种品格，令我终生敬佩。

在忘私驻队期间，我常到公社会计戴位主家吃饭。他父亲知书达理，常讲民间故事和王羲之、王献之题“山海关”等的传说，我至今记忆犹新。故事虽属杜撰，却道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坚守本心，不投机取巧；学无止境，不可自满。这番朴素教诲，让我受益终身。

1976年下半年，我转赴范固大队，跟随叶书记继续办队。当时罗书记因病休养，叶书记主持公社工作。范固大队原是罗书记蹲点单位，在他带领下，几百亩荒山旱土改成水田，汨罗江边建起排灌站，实现旱涝保收，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典型。随后又推广“稻稻麦”三熟制，粮食产量连年攀升，享誉全省，参观者络绎不绝。而罗书记也因长期劳累，病倒在工作一线。

范固离公社较远，我全天候驻队。我与叶书记蹲点第四生产队，他住队长李命生家，我宿范固学校，与当民办教师的表哥同住。吃饭由队长安排，轮流到社员家中，严格执行一餐一毛二分钱、三两粮票的纪律。乡亲们对办队干部十分热情，派饭时争相接待。大家心里明白，有公社干部蹲点，生产队往往能优先获得化肥等紧缺物资，粮食增产更有保障。我虽非正式干部，乡亲们仍亲切叫我“老王”，叶书记也常戏称我“王站长”，这份认可让我心里格外温暖。

时值“双抢”大忙，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农时刻不容缓。我每天清晨六点吹哨出工，久而久之，俨然成了第四生产队的编外队长。那个年代，干部绝不能站在田埂上指挥，必须带头下田。县里更有“一二三”劳动制度：县级干部年劳动不少于100天，公社干部不少于200天，大队干部不少于300天，劳动天数直接关系考核与任用。我本是农家子弟，农活样样熟练，插秧又快又好，深得乡亲赞许。烈日下，我们一同挥汗劳作，干群同心，情谊真挚。

范固大队能成全省典型，离不开一个清正务实的班子，支部书记李琪泉更是远近闻名的好干部。早年我在区通讯员培训班时，曾专门采访他，写下《好支书李琪泉》，以“一分钱不挂欠、一两粮不占用、一分工不多计”概括他的清廉奉公。稿件在县广播站播出后，反响热烈。多年后重逢，年过八旬的他依然身体硬朗，躬耕自食，安度晚年。我总觉得，这正是对他一生为民的最好回报。

双抢期间，昼夜奋战是常态。为实现“栽完晚稻庆八一”，我和李队长组织社员挑灯夜战，秧田挂灯，连夜扯秧，清晨即插。高强度劳作，却无人叫苦，田间始终充满干劲与欢笑。叶书记开会归来，看到满田青绿秧苗，终于露出欣慰笑容。

1977年春，我被派往偏远的菖蒲大队，与公社党委委员李亚生一同办队。李委员年过半百，待人宽厚，对我悉心指导，让我倍感温暖。菖蒲地处山区，分七里、四合、菖蒲三片，共十三个生产队，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生产条件远不如忘私、范固。接到调令时，我虽略有意外，但很快释然：无论在哪里，都是组织安排，唯有踏实干事，才能上不负信任，下不负民心。

政治思想教育是办队的重中之重。各队都办政治夜校，每周集中学习，传达文件、宣讲政策。社员文化程度不高，读报讲政策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劳累一天的乡亲们，即便困倦，也坚持到场，对国家政策的敬畏、对集体事业的拥护，令人动容。

1977年9月，我奉命调离，奔赴大江洞，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短短近两年的办队时光，我亲历了农村基层的真实面貌，见证了基层干部带头苦干、清廉务实、心系群众的担当，目睹了乡亲们勤劳善良、团结奋斗、真诚待人的本色，感受了党群干群鱼水相依、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撤区并乡建镇的体制改革，“办队”这一承载厚重历史的词语，渐渐退出舞台。但那段岁月从未远去，依然清晰如昨。沾满泥土芬芳、刻着时代年轮的办队经历，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也是我人生中最亮丽的青春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