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步真

1980年初夏，那天好像还下着雨。岳阳地委宣传部召开会议，宣布《洞庭湖》文学杂志创刊。

这个开张大吉的会议，中午不仅没有餐宴，连香烟都要自备，只有茶水是公家招待的，却没有影响这份刊物日后的辉煌。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由于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文学作品不断产生轰动效应，文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于是许多青年把目光投向文学，决心以他们的热情与执着，登上文学的殿堂。文学之热，有人形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正是这个时候，《洞庭湖》文学杂志创刊了。坊间流传“文艺岳家军”的说法。岳阳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点小气候，《洞庭湖》杂志功不可没。这是一块园地，一个练兵场，一处精神家园，一方漫游者的借宿地。印制并不太精美的创刊号，竟发行了5万册，可见她一开始就为世人所瞩目！

也是在这个创刊会议上，地委宣传部部长刘金声讲话，要求本地重点作者，拿出最好的稿子给《洞庭湖》。并且点名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一篇稿子上创刊号。

我从来都不敢答应限时限刻的稿约。因为我一直是业余创作。过去在农村，碰到好题材，立刻动笔，急火炒菜，很快出锅。如果没有灵感，大炮也轰不动。这一次，不仅地委宣传部部长，还有地区文化局局长赵石麟，也在一旁加油。他们二位算不得是文学圈子内的人，但他们创办刊物的热情使我感动。其时，地区一级创办全国发行的刊物还十分稀罕。既有政治风险，又有经济负担。宣传部部长要积极争取地委和省委的支持。那时省里还没有成立新闻出版局，创办刊物要由省委办公厅发文批准。文化局局长则要负责抽调干部，筹集办刊资金。我相信他们都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只有一片朴素无华的真情。为的是培养文学新人，发展文学事业。既然他们都发了话，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几天过去了，我脑子里还没有任何冲动。编辑部的同志轮番电话催促，我搜索枯肠，不知如何应对！

这时，我想起了喻杰。喻杰1970年从北京回到平江县丽江村，从那时起，就不断听到关于他的故事。但从素材变为文学作品，这中间有一个复杂的思考飞跃过程。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有生活的积累，表现技巧的新颖娴熟，还要有在认识上的沉淀与升华。冥思苦想中，我决定选用那个“红军借条”的故事。

情节是这样安排的：老将军于光杰回乡后不久，就有一位老农拿着一张当年省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借条来找他。将军十分惊讶。在部队，他一直当后勤部长。在长征路上，他曾在川北藏区向藏族老大爷借过粮；淮海战役时，数以万计的小推车、骡马车送来千百万斤粮食……由于有了这些粮食，才把蒋介石赶下了海！然而，县里却有个别同志认为，老农不应该来讨债，人物的纠葛就此展开……

这是喻杰第一次以文艺形象来表现。此后，别的同志写喻杰的文艺作品，也都沿用“于光杰”这个名字。

有了题材，我还不能立即动笔。我进城还不久，临时住在岳阳楼公园内两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房前是游览区，白天游人如织；房后是一个露天电影场，晚场电影半夜方散。每天从早晨至半夜，家中无片刻安宁。催稿的电话又来了，我便在农历五月初三下午，来到郊区北港公社，借住在一位业余作者的房子里，苦干了一个白天两个夜晚，完成了一篇8000余字的小说，这就是《深沉的记忆》。

作品在7月1日出版的《洞庭湖》创刊号发表，这时恰好省作家协会在韶山举办笔会，我将刊物带去，请一些好友看看。没料想，这篇作品却受到作家莫应丰的严肃批评。

莫应丰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是一位男中音歌唱家。1971年，由部队文工团转业到长沙市文化馆工作。他文章写得好，又热情豪爽，一些真知灼见常常使人耳目一新，于是很快成了大家的朋友。那一时期省里的文艺活动比较多，大家因此常常见面。我们这一茬年龄相仿的文友，互相调侃称“爷”。年初，莫爷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在《当代》杂志发表，轰动中国文坛，后来还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他亲笔题签赠新书给我。莫爷兴致极好，用刚刚收到的稿费，请我们去外面喝啤酒。

叙谈时，莫应丰说：“我仔细阅读了你的《深沉的记忆》。步爷，我要批评你，一篇上好的稿子，叫你淡吃（音qiā恰）了。明显的急就章，你糟蹋了好题材！”

我确实有“急火炒菜”的毛病。便解释说：“《洞庭湖》杂志要创刊，催得急。再说，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区文化局局长都发话了，我只好交卷！”

莫应丰做苦笑状，说：“冇办法，步爷是公社干部出身，怕官！”

莫应丰是益阳桃江人，却一口长沙话。他说：“文学创作是一种纯个性化操作，写好写坏，完全是作者个人自己的事，跟别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何解要怕啰？”

接着他又推心置腹地说：“写文章，你要有一股气。关起门来，老子天下第一。没有这点自信，你当什么作家？当然，出了门你要谦虚谨慎，做老实人。这样好的题材，你要下功夫把它写好，要追求精致，拒绝平庸，要搞成艺术品。再有，这样的稿子，你要寄到北京、上海的大刊物去。发在一个地区小刊物上，别人也看不见。”

晚上，大家坐在地坪上乘凉。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空调。在习习凉风中，互相讨论文学，也探讨人生。文学作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作品要应合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地利，就是题材要特别奇特、精妙。人和，作者一定要认真写好，要精益求精。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以质取胜。《岳阳楼记》三百多个字，大家都记得。至于范仲淹还写过什么，除了专业研究人员，哪个晓得？

在聊天中，大家一致认同，文学园地是一个竞技场，不能犹豫，更不能怯懦。那时，湖南作家都有一股争强好胜的气势，“文学湘军”的旗号，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置身其中，觉得大受裨益。

过了几天，我忽然接到一个辗转而来的电话。是岳阳楼公园值班室接到北京来电，然后转告我的家属。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人民文学》准备转载《洞庭湖》杂志创刊号的小说《深沉的记忆》，需要一个5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要我尽快用电报发去。

那时没有程控电话，更没有微信，交流方式十分滞后。这个消息却在韶山笔会上引起了轰动。

在湖南，似乎形成了一种风气：作家们都瞄着上《人民文学》，认为这是一个台阶，刊物几乎每个月都有湖南作家的作品。此前我虽然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稿子，但转载的意义不同。莫应丰也很高兴，说：“我纠正一个观点，只要作品好，在地区小刊物发表，也会引起别人注意。不过，这篇作品还可以写得更好、更精致一些。步爷，你将来要后悔的！”

1980年10月3日，《小说选刊》创刊号出版。选登了王蒙、高晓声、蒋子龙、叶文玲等七位作家的小说作品，《深沉的记忆》收录其中。这时我才搞清楚，最初是由《人民文学》代替《小说选刊》组稿。两个刊物后来才分家。

文坛泰斗、开国后首任文化部部长茅盾撰《发刊词》。他说：“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名标金榜，尽是后起之秀。”紧接着，《人民日报》著文为《小说选刊》创刊叫好。其中特别指出，选发地区级刊物的作品，这种“不拘一格”的好学风值得称道。《新湘评论》则著文称：“《深沉的记忆》讲述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意外的收获使我特别激动。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83年8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在辽宁省金县城关公社果园大队主办笔会，时间为12天，我有幸参加。

金县现在是大连市金州区，东临黄海，西濒渤海，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平时，偶尔吃一次海鲜，是一种饕餮后的惬意，也是一种规格。在这里，海鲜却是家常菜。晚上睡觉，嘴巴里都有海腥味。

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40余人参加。作家们热烈地切磋交流，思维的火花在探讨中碰撞，一些理论焦点在辩论中清晰。

傍晚，大家或下海游泳，或在海边金色的沙滩上散步。一天晚饭后，我与《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在海堤上同行。

刘主编是华北解放区出身的老文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国作协系统担任领导职务。他对我说：“你的《深沉的记忆》，是我拍板转载的。当时全国各地推荐的作品很多，你的这篇稿子，通过‘红军借条’事件，将老区人民的牺牲与当代社会的‘还债’之说相交织，在道德层面，‘有借有还’是传统道德；‘借东西要还’是我党在井冈山时期立下的规矩。而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革命的方向。通过这个看似‘不合时宜’的讨债故事，将历史债务上升为道德追问，于光杰的形象因此光彩照人。你的文笔也不错。当然，如果作品再仔细打磨，写得更精致一些就好了！”

想起三年前莫应丰的批评，此时我真是后悔莫及！

我“急火炒菜”的毛病，在《洞庭湖》杂志上暴露，经刘剑青、莫应丰等师友的诤言，才引起警觉。从此，稿子写成后，我都会先放一放。虽不敢说有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那种虔诚与执着，但也会不时将草稿拿出来看一看，将一些不必要的枝蔓，多余的字、句，坚决剪除，毫不可惜。

从那时起，我每年都会在《洞庭湖》发表一至两篇作品。1990年6月，我在《洞庭湖》杂志首发长篇报告文学《魂系青山》；稍后的系列乡土文学《桑梓地》（《韶山冲往事》），也在刊物发表三篇……这些作品都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除了题材切合时代需要外，还可能与尽心尽力的写作态度有关。

《洞庭湖》杂志是一个练兵场，我在这里逐步走向成熟。

还特别要记述的是：《洞庭湖》杂志第一任主编罗石贤，第二任周蕴琴，第三任杨凭墙。梅实曾任杂志社社长。我虽然是前期排名第一的副主编，但那是一种礼遇，咨询性的，我不参与编务。《洞庭湖》全盛时期最多发行过40万册。西北边陲城市喀什街头的书报摊都曾有售。市文联机关那栋三层宿舍楼，就是用《洞庭湖》杂志的利润盖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