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妹君

我的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的奶奶，是在他18岁那年。

那是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稍稍复苏。我的爸爸、伯伯、姑姑和叔叔等一大家人坐上绿皮火车，出发去往广东梅州。那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回老家的路。我大姐当时年仅两岁，也跟着回了老家，是我们这一辈中唯一一个回过老家的孩子。我伯伯至今还念念不忘，那时太奶奶竟给了我大姐见面红包——一毛钱，现在的孩子肯定无法想象，但一毛钱在当年对太奶奶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每年春节欢聚之时，长辈们便会回忆那唯一的一次回家之旅，总不免唏嘘感叹一番：“不知道转了多少趟汽车，弯到了哪个山旮旯里。那里真是太穷啦！”

穷，那时的梅县农村确实穷。我的爷爷奶奶籍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客家人。奶奶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了爷爷家做童养媳，能吃苦、勤干活，对她儿时的家早已没了印象。我的爷爷虽祖上盈余，但到了爷爷这一辈也过得十分清贫。

然而彼时的故乡为什么会这么穷呢？主要还是因为梅县以山区地形为主，土地贫瘠，地里几乎什么作物都不长。据说最穷的时候，爷爷还上街要过饭。成家生子以后，正值铁路建设初兴，需要大量劳动力修铁路，爷爷就此踏上了这条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道路。大多数情况下，就会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讲述的那样，男人外出谋生，女人则带着孩子留在老家。然而我的曾祖父却对我爷爷说：“阿新，你把发友（我的奶奶）带出去吧。”因为那里实在是太穷了，留下来怕是只有死路一条。把妻儿全都带离家乡，把对同辈、祖辈的记忆留在身后，恐怕算是彻彻底底的“背井离乡”了，这意味着未来回家的可能性就是微乎其微了。

多年后，当我读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时，才真正理解了爷爷那代人的命运。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与土地有着近乎宿命般的黏着。曾祖父说的那句“把发友带出去吧”，听似平常，实则惊心动魄、无可奈何，它意味着这个平凡的家庭主动斩断了与故土的最后一根纽带。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我知道“落叶归根”是爷爷一生最大的心愿，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爷爷奶奶没有一起回老家。或许是爷爷因为工作离不开，或者是奶奶无法长时间坐车，又或许是爷爷觉得一定有回到故乡颐养天年的一天。可是直至临终，爷爷也没能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

爷爷携家带口离开家乡的那年，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爷爷修铁路从广东修到了湖南，其间，我的姑姑、爸爸、叔叔相继出生，最后定居岳阳，几乎全家人都在铁路系统工作，为中国铁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从广东梅县的贫瘠山野，到湖南岳阳的铁路新村，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一千公里的铁轨，更是一个时代的天翻地覆。个体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传奇，它只是时代洪流中一朵被裹挟的浪花。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口大迁移、六七十年代的铁路会战、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这些教科书上的宏大叙事，落到一个普通家庭的身上，就是爷爷携家带口背井离乡的那个清晨，也是父亲18岁才第一次见到祖母的遗憾，更是一个普通人用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从“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过渡的微缩史诗。正是无数“爷爷”辈们的背井离乡，才铺就了这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瘠走向丰饶的路基。他们的“失路”，恰是时代寻路的过程；他们的乡愁，也正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时必然承受的阵痛。

我想，爷爷临终前想回却未能回的故乡，或许已在某种意义上，化作了不断向远方延伸的铁轨——沉默、坚实，承载着后来人继续前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