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湘岳

我不是专业作者，却喜欢在文字里涂鸦。按现在的说法，算个写作“素人”。

退休后，山水、小牌、含饴弄孙占去大半时光，剩下的空隙，我便戴上老花镜，在屏幕上点划。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山区的中学读书。山旮旯里，学校的老师多是城里下放来的“臭老九”。他们背负委屈，却初心不改，把一份执念倾注在山里孩子的身上。那时，虽有过“读书无用”的舆论，但求学求知的念头依旧占据上风。我的写作兴趣，便萌发于那段日子。

作文课是同学们暗自较劲的时刻，谁的红圈多，谁便洋洋得意。一次自由命题，我想起清晨上学路上的一幕：一个老农蹲在屋前地坪，将猪粪、牛粪、草灰细细拌匀，双手拍实、封堆，神情专注，让人动容。我便写了《粪土堆上的指痕》。

第二周作文课上，老师站在讲台朗读我的文章，说要推荐到地区《中学生作文选登》。那一刻，我攥着课本的手微微发抖——原来老师说“生活里有文章”，不是空话。

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在市局机关办公室短暂工作过。一天，局长让我去基层了解情况，写点东西投给报社。我心里直打鼓：这么多年没写，手还跟得上吗？

巧的是，中午吃饭时遇到刚开完会的邮政科长，我便打听了发行工作的新动态。饭后，我伏案写下一篇报道：《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下班前盖上公章，骑车送到报社。

没想到第二天，《岳阳晚报》头版全文刊出。不久，我收到稿费，年底单位和省局还给予了奖励。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社公布的特约通讯员名录上。

平时工作中，我与文字打交道多是总结、报告之类的公文。如今回想，若那时能抽空写点“自己的东西”，也该攒下了不少素材。

真正让我重拾笔头的，是一次贵州镇远之行。我与几位旅游爱好者，跟着一位年轻的领队姑娘做踩线体验，她建议我写点感受投给《快乐老报》。旅行结束后，我用手机敲了七百来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出。一周后，竟然刊登了！那天，我举着报纸看了好几遍，连油墨香都觉得格外亲切。

此后，我写自己的事、身边的事、熟悉的事。童年的撒野、少年的迷茫、中年的辛劳、老年的感悟，一一被记录；亲人故事、人物传奇、山水行走、乡愁乡韵，陆续成篇，见诸报纸、杂志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每一次见刊，都像年少时拿到老师批阅的作文本，心里漾着欢喜。

我学历不高，进了市老年大学文学班，与雅兴不减的“爹爹”“娭毑”在一起读经典、谈写作，被浓郁的学风包裹。老师常说：先写通，再写活，别闹常识性笑话；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

这些指导，加上一些优秀作家线上谈写作的点拨，启发了我的思维——我有自己的阅历，皱纹里藏着大把大把的故事，“抖”出来，烟火味浓、接地气。

散文作家叶梅说，作品最能打动人的，是真实、真情、真切。我的小作《母亲是裁缝》这样开头：“嗒嗒嗒，母亲踩动缝纫机的声音，响过我的童年……”我于贵州避暑，行走寂静的山林，脑海里蹦出标题《这里凉风静悄悄》；我养过画眉和鹦鹉，便有了《鸟鸣声声悦》的精灵故事……

我将这些年来的短篇散文整理成集，取名《檀香树下》。“檀”与“谭”谐音，“香”与“湘”相合；檀香是佛前之物，袅袅青烟里飘着的，是淡淡清香。

这些年，我习惯于晚上九点多钟进入梦乡，五六个小时后醒来，夜深人静，头脑特别清醒。于是背靠床头，把脑海里翻滚的文字在手机上堆积。时间长了，眼镜蒙尘，擦拭完，清亮的镜片后面又是清新的记忆——远去的故事，年轻时来不及细想的道理，在笔下渐渐分明。

想起年少时第一次在作文本上看到红圈圈的激动，想起这些年在老年大学教室里白发苍苍却依然认真听讲的同学，愈发觉得：写作，不只是为了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在“美篇”上的网名是“聚光一束”。在这束微光里，我捞起自己的岁月，把快忘的事“钉”住，把没说的话“补”上，让生命中的时光不被轻易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