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辉

张冬生是谁？她是著名作家彭东明在长篇小说《千亩沱》中精心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这个形象在生活中是有原型人物的。我与这位原型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情同母子的关系。1985年，我们成了隔壁邻居，此后几十年，每周见面至少两次，从未间断，所以了解甚多。我曾开玩笑说：“我吃她老人家的姜盐豆子芝麻茶，只怕有大几百斤了。”2022年下半年，东明先生在小说出来后嘱我读过一次初稿。前几天，小年送了一本2026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千亩沱》给我，我捧读成书，感慨至深。

我首先敬佩的是东明先生对文字的敬畏，那种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精神。先生是享誉文坛的作家，一篇小说放在手上好几年才出版，就足以让文学新人惊叹，其整个小说的结构、叙述、细节更是精到、丰满、流畅，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去，生发出一口气读完的欲望。

我知道，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却又不同于生活。东明先生是善于捕捉写作题材的高手，在芸芸众生中选取这样一个人物，为她立传，彰显了“比苦难更动人的是生存力量，比时代更永恒的是爱的重量。千亩沱的湿润泥土里，埋着多少无声的叹息，却也绽放着永不折断的坚韧”。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奋斗史，是一种崇高得让人屏息的生存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而这一年的农历腊月三十，张冬生在千亩沱旁的雁南村降生。2019年2月17日，在岳阳市一人民医院南院，她走完了全部的生命旅程，安详地合上双眼，享寿97岁。

张冬生的生命最初极为凄苦。出生半年后，生母去世，生父无法养活她。相距50里的湘阴东塘，外婆把她抱去，做了舅舅的养女。舅舅是个有文化的贫苦人，舅妈贤淑，待她如亲生。

1936年，15岁的张冬生已出落成一个大美女。生父找上门，说要送她去千亩沱的姑母家做童养媳——姑父姑母没有生育，带养了一个儿子，叫王三友，正好比冬生大几个月。养父母觉得孩子大了总要嫁人，便同意了。

两年后，小夫妻圆房。不久，家中遭变故，输了一场官司，家境一落千丈，只能靠打零工、吃野菜为生。第三年，张冬生怀孕了。那一年，日本兵占领了千亩沱一带。临产之前，她在野外碰见了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为了求生，她跳进冰冷的水塘中逃生。胎儿受到严重伤害，出生后便夭折了。张冬生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恰在这时，有人送来一个弃婴。她心生欣喜，决定收养。那个年代正是日本兵横行的时候，她为女儿取名“保华”。张冬生待保华胜似亲生。虽然以讨饭为生，她还是送保华读完了小学，自学了高小知识。正因为有了文化，保华后来嫁到西双版纳后，才能进缝纫社，成为财务管理人员。

这时的小家庭虽然清贫，却算美满。然而1941年某日，丈夫王三友去汨罗火车站捡煤渣（那时火车的动力靠烧煤，运行中要停靠车站倒出煤渣，附近的村民会去捡拾未燃尽的煤渣加工成燃料），遭遇警察关押、恐吓、毒打，吓出病来，回家后终日精神恍惚。

就是在这种生活里，张冬生哪怕讨饭，也把家整得井井有条。新中国成立后，王家分了田地，劳动力只有她一人。她怎么做的？就是“肯吃苦”三个字。原著中有段话，我照录如下：“荣华出生后，母亲下地干活只能带一床草席铺在田边地头的树荫下，将两个孩子都带上，让荣华躺在席子上睡觉，让德忠坐在席子上守着妹妹。母亲在庄稼地里劳作一阵之后，直起腰擦一把额头上的汗，便望一下树荫下的两个孩子，她会远远地喊一声：‘德忠，看见有蚂蚁爬到妹妹身上时，要把它抓掉。’”彭作家写的是白天，其实夜里孩子们睡了，张冬生也会趁着月色到田间地头继续做事。

张冬生与王向南再婚后，也是一如既往地做事，从不偷半点闲。她曾多次同我讲生满华时没耽误做饭的往事，她说的时候很淡然，仿佛是别人的故事，我听的时候却心有余悸、心生怜惜。这件事已被作家写在书中“满华来了 父亲走了”一节里。因为生满华是农村“双抢”时节，一大家人要吃饭，做饭时，张冬生发现自己肚子痛，快生了，就准备好一把消毒剪刀，叫两岁半的小年在灶头烧火，自己为自己接生了。当年幼的小年说：“娘，我害怕听见细猪崽的叫声。”母亲才告诉他，是娘为他生了个妹妹。生下婴儿后，她继续做饭。今天再读这个故事时，我仍是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张冬生不只是肯吃苦，还很有远见——重视文化教育。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送进学堂读了书。长子德忠在极度贫困中读完高中，是汨罗一中的全校第一名，若不是遭遇“文革”，稳稳妥妥的大学生坯子。幺子小年15岁不到就考取了中专，是全公社仅有的两人之一。因为重视送孩子读书，她的子孙后代都是家成业就、风生水起，或农或工或商或官，成了一方人物。

张冬生的心是仁慈的。自己虽以讨饭为生，却仍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减口济贫。她总告诫子女：“穷要穷得新鲜，饿要饿得干净。”无论多穷，都要挺起腰杆做人，凭良心做事。别人帮助她，她念念不忘，有机会就要回报。她再婚时，女儿保华远在西双版纳，没来得及参加婚礼。1969年，保华回千亩沱探亲时，不知道继父已过世，行前为继父准备了一套新衣服。张冬生就叫女儿把衣服送给了曾经帮过他们的申生大叔。

张冬生一直称带大她的舅舅舅妈为父母，年年都要去看望他们。养父1978年过世，临终前，老人问了她一个奇怪的问题：“前年中秋你怎么没回来？”张冬生告诉父亲：“那年过中秋，天没亮我就带着小年和满华上了路，去赶5点钟的慢火车。下车后我去买馒头给孩子吃，结果8块钱被扒手扒掉了……连人情钱都没有了，我不好意思进娘家门，只好半路上带着两个孩子又走回去，走到夜里才走回家。”父亲听罢老泪纵横，第二天就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顺便说一件我亲身经历，作家没有写到的事。2018年12月间，我照例去陪她老人家聊天。她突然说：“许伯伯（她一直按小年孩子静静的口吻叫我），我老得（意思为逝世）不习惯农村那种搞法，叽叽歪歪念的那些东西是按一个模子搞的，我不喜欢。我还是要你写个痛文，好些。”我说您老人家现在还健健康康的，不急啦。这时正好小年回来，他认为先搞好也行。我问：“如果要搞，是按老法还是新式方法搞？”小年拍板说，按现在的生平介绍形式。我熟悉情况，第三天便写了初稿，念给她听。她很喜欢，说：“写得好，我满意。就是觉得要把小年、满华多写几句。”我告诉她，这个稿子在追悼会上念，亲人朋友都在，您的子孙后代有百来人，要平衡关系，太突出了不好。她听后立马说：“啊。咯也是的。”

后来她同我说到安葬问题。她说：“从内心讲，是想同三友葬到一起，毕竟17年感情。但小年、满华是我和向南亲生的，我晚年搭帮他们兄妹服侍，不同向南葬一起，我对不住两个细崽女。”我实在不好答话，但张奶奶的想法令我敬佩。

掩卷深思，《千亩沱》最成功的意义在于：作者在十几亿平常生命中，找出了一个代表，用她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如何一步一步从水深火热中得到政治翻身、经济翻身、文化翻身，社会地位稳步提高，成为国家的主人。她让我们在主人公身上找到了普通人民群众闪烁着的人性光辉。

我想，读者在认真阅读《千亩沱》后，会让作家精心描述的张冬生百年印迹，像丰碑一样矗立在自己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