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会场。（资料图片）

    □彭思彬

    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并成立了毛泽东为主席、包括任弼时在内的准备委员会。由于日军的猛烈进攻、党内错误路线干扰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会议筹备工作数次停滞，大会迟迟未能如期召开。随着抗战进入艰苦相持阶段，国内局势趋于平稳，党内思想逐步统一，召开七大的客观条件日渐成熟。1940年5月，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在抗战相持阶段，挑起这份关乎党的前途命运的重任。

    筹备之初，会场选址是首要难题。为兼顾战时安全与参会保障，任弼时与李富春坚持实地踏勘、一线调研。他们先后考察安塞真武洞、枣园后沟两处备选场地，逐一排查安全、交通、水源等硬性条件。真武洞防空条件优越，但交通闭塞，不利于各地代表集结；枣园后沟环境僻静，却场地狭小、水质欠佳，无法满足数百名代表的生活办公需求。经多方考察、综合考虑，任弼时最终选定在杨家岭修建七大礼堂。他全程务实严谨、亲力亲为，尽显勤勉作风。

    会场确定后，代表资格审查成为最繁重的任务。十几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斗争形势变化错综复杂，参会代表来自根据地、敌占区、国统区，多数人历经战火与牢狱考验，履历和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审查工作关乎党的纯洁性，难度极大。1940年5月29日，任弼时主持召开第一次审查工作会议，此后坚持每一两周召开1次专题会议，截至1941年4月，累计召开20余次会议，完成252名正式或候补代表的资格初审。在代表资格审查中，任弼时始终恪尽职守、从严把关。

    与此同时，任弼时统筹推进军事、统战、财经、群众工作等会务材料筹备工作，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坚强可靠的组织保障。从主持七大筹备工作到大会胜利召开，任弼时日夜操劳、事事躬亲，以勤勉实干诠释革命者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初心。当代表们步入礼堂时，脚下每一步，都见证着他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奋斗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