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亮

如果把湖南的地图轮廓比作是一颗人头，龙窖山便是顺着头顶向后隆起的发髻。如果说临湘是湖南的封面，龙窖山必定是开篇的序言。

说起龙窖山，都知道她耸立在临湘东北边陲，属幕阜山系。山体跨湖南、湖北四县，绵延200平方公里，最高1261.1米。山高、水深、雾浓、林密是龙窖山公认的属性。龙窖山腹地又名龙窖源，山势险峻、云雾萦绕。龙窖源7尖10岭11山，像哨兵在高处站岗放哨，如巨龙在云层之上嬉戏翻腾，既威严肃穆又热闹非凡。

龙窖源到处堆着石头，石沟、石围墙、石井、石梯等，越是深山老林，越是堆得多。这些石头不是本地居民所为，只是越来越多地被发现。然而，就连祖辈在此居住了500多年的箭竿山老屋组刘姓村民，也弄不清山上无数堆石的奥秘，习惯称之为“石窝”。山坡上石头垒砌的梯地上，成行成片的老茶树也不知何人所种。

这些隐匿在大山深处的神秘堆石，其实是一个民族苦苦寻找了千年的精神家园。

龙窖山遗址被发现后，200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岳阳、临湘三级文物考古单位先后多次翻山越岭，对龙窖源境内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古调查。堆石遗存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范围之大、形态之丰富，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全国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之际，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龙窖山东部的龙窖源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专项考古试掘。龙窖源共发现52处堆石遗存、500多个堆石遗迹，发掘各类墓葬15座。除了较好辨别的石屋、石梯、石井等，此处遗存发现最多的是形状各异的石堆，这些巨大、密集又时而规律分布的石堆通过含磷量等专业检测，被初步定性为古墓。

近10年的考古探索，龙窖山堆石遗存的文化面貌和文化性质仍未揭开神秘面纱，倔强的湖南人不服，刨根问底的考古人更不服。2010和201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带领专业队伍一头扎进了龙窖山，野外工作60天，先后两次对龙窖山堆石遗存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多的箭竿山及其周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古调查，新发现堆石遗存23处。但遗存区仅发现少量宋、明时期和极少隋唐时期的瓷片。2013年龙窖山堆石墓群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其族属、性质、年代等缺乏直接证据，依然是谜。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龙窖山堆石遗存与传统考古发现的积石冢截然不同，不属于已发现的任何考古学文化类型，具有独一无二的考古价值。

考古给出的答案是沉默的，那就再从文献的记载上进行探索！能堆垒出如此规模的高高耸立的石头，它们的主人绝不会是封闭的单独的存在，这群堆石人，在历史的长河里难道不会留下些许踪迹？

《岳阳风土记》记载：“龙窖山，山极深远，其间居民谓之鸟乡，语言殊离，以耕畲为业，非市盐茶不入市邑，亦无贡赋，盖山瑶人也。”《岳阳甲志》记载：“龙窖山，山瑶居之，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范致明、马子严等撰写的志书皆清楚地录入了龙窖山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山瑶”。杜甫《岁晏行》中：“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潇湘洞庭，飒飒北风，遍地白皑皑的飞雪中，渔父的渔网被冻结了，莫徭人射雁拉响了用桑条制成的弓。诗坛名人杜甫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二月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县）、秋入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岁末抵岳州（今岳阳市）、次年入洞庭，《岁晏行》与《晓发公安》《登岳阳楼》《南征》等都是杜甫在南下途中所吟唱的同期作品。杜甫在洞庭湖边见到了“莫徭”，并清晰地记录了他所使用的射雁工具是“桑弓”，瑶民踪迹早在1300多年前已被杜甫写入诗篇。

《元和郡县图志》和《隋书》都提到“莫徭”。《岳州府志》记载，北宋年间（公元1041—公元1048年）“杨略知岳州军，讨湖南徭人出掠州县，略募才勇击平之，改太平徭”。可见岳州的徭人实力非凡，可“出掠州县”，需组织正规军围剿方“平之”。北宋痛失燕云十六州，宋真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缴纳巨额“岁币”以求安宁，至金兵南侵，靖康之耻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宋人在辽金的铁骑下战战兢兢，生存空间一度被挤压，南迁途中不可避免地与龙窖山的“原居民”遭遇。北宋虽弱，但征服“莫徭”尚可。“南岭无山不有瑶”（《阮通志》）的局面，在北宋以后发生巨变，龙窖山瑶人“人走山空”，故《岳州府志》曰：“按宋以前有之，今不然矣。”

文献的记载是有理有据的，按推断，北宋灭亡与“莫徭”迁移发生在同一时期，至今已有900年。龙窖山的堆石，亦沉寂了900年。神秘的堆石人一夜间留下的“空城”让人唏嘘。徭人离开了龙窖山，那他们是在何时进山的？

《民族知识手册》记载：“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五谿（同溪）蛮应为瑶族的先民。《隆庆岳州府志》卷六记载：“晋代荆州刺史陶侃袭击王贡于巴陵，时王贡诱五谿蛮经武昌……斩首万余。”陶侃与王贡的战争不经意将五谿蛮记下了。根据当时的行政划分和地理位置判断，王贡在“巴陵”招诱的五谿蛮应该就是龙窖山的“莫徭”。史料交代，晋代时期的龙窖山居住着“长沙武陵蛮”的一个分支，五谿蛮在当时势力雄厚，需动用“地方军队”诱杀。龙窖山必须为这群“五谿蛮”提供坚固的天然屏障，同时还要具备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庞大的体量，“蛮族”方能在漫长的生息繁衍过程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称霸一方的武装力量。由此可见，早在秦汉时期，龙窖山就已经生活着“长沙武陵蛮”，于晋时崛起。在秦统一六国时期或东汉初期，“长沙武陵蛮”的分支“漂洋过海”迁到龙窖山中，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日头出早照青山，千家峒口雾纷纷，云雾飞散日当照，牯牛耕田早出门”（引自《盘王大歌·千家峒歌》）。综上所有表述，将瑶民先祖入驻龙窖山的时间推至公元前200年左右是有迹可循的。瑶民走后，留下成片的茶树，龙窖山现居民在明代（洪武、嘉庆）迁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龙窖山芽茶列贡，“岁奉贡茶16斤”。

从秦到宋，瑶民在龙窖山生活了至少1300年。

龙窖山还留下了一批古寨遗址，每座古寨的寨门无一例外均选在两山相夹、形成关隘之地，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朱楼坡古寨遗址。朱楼坡山寨地势险峻、扼守交通咽喉，其建筑极其雄伟，应是龙窖山瑶族先民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根据山寨遗存的建筑风格推断龙窖山瑶族的鼎盛时期应在北宋或者更早的唐代。可以想象，唐宋某段时期的千家峒，炊烟缭绕、家畜成群，瑶族先民在龙窖山耕种劳作，偶尔出入寨门，用动物的毛皮和高山的茶叶到山外换一些盐、铁器等生活必需品，“非市盐茶不入城邑”，归来便紧关寨门。

2001年中国（广西）瑶学学会现场考察后得出结论：“千家峒是瑶族民间传说居住过的一个理想家园。”认定临湘市龙窖山“史籍记载”“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瑶族先民的遗址”都与瑶族文献《千家峒歌》和民间传说千家峒相吻合。“确认龙窖山千家峒……是瑶族历史上早期的千家峒。”

《千家峒歌》唱：“四面八方九井水。”龙窖山古寨遗址中能见形式各样的水井；《千家峒歌》又唱：“莲塘水面白净朵，手更莲子四行香。”与古塘、黄花塘遥相呼应。神秘的瑶民留下神奇的石堆，石堆下的井水依然沁甜，石堆上的老茶依然清香。

300万瑶胞魂牵梦萦的千家峒已经苏醒，世代相传的瑶歌像龙窖山山脉一样绵延。新时代的瑶民早已走出大山，瑶寨的大门敞开，一群人和一座山的传奇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