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从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副总裁”，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时间起自1931年2月，止于1964年1月生病搁笔，前后持续34年。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比如1936年日记毁于西安事变，造成年份残缺不全，目前保存下来的仅有二十余年。虽然缺佚很多，但日记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日常记事及个人思考、反省、自勉、与友人对话、备忘事项等等。2015年7月，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陈诚去世50周年，合作出版了《陈诚先生日记》。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鄱阳湖畔，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放下庐山训练团工作，建议蒋介石：“卢沟桥战事，以职愚见，我军应即毅然采取攻势，解决其一部或大部。敌如出兵扰我长江，则我国应即整个发动，先肃清其各地租界，及海陆驻屯军。总之，今日我国只有以决战之准备，与牺牲之决心，方可挫敌之凶焰。不然，敌人得寸进尺，终无止境，且恐长此以往，民心发生变化，更将无法维持也。”

　　1938年，陈诚（中戎服敬礼者）赴湖北汉口的中山公园主持抗战一周年的纪念活动。

　　淞沪会战打响后，蒋介石交代陈诚三个任务：“即拟整个战斗序列；调整华北部队之部署；至上海一行，计划解决日租界之敌。”8月17日晚上，陈诚与熊式辉连夜乘汽车赶赴前方。翌日“早六时，抵苏州，即转南翔；九时许，抵南翔，与文白（张治中）商扫荡上海之计划。晚十时，由南翔经嘉定、常熟、无锡，回京复命”。熊式辉“极言将领及部队之不能战”。陈诚则说：“沪上官兵之不能战诚然！但此时非能战不能战，问题是在当战不当战。若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蒋介石当即表示：“打！打！一定打！”

　　日军强行登陆狮子林、川沙口、吴淞口。陈诚就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先后指挥第18、第54、第74、第1军等部阻击敌人上陆。9月2日，陈诚电话蒋介石：“淞沪在战略上对我极为不利，但在政略上绝不能放弃。欲达持久战之目的，只有取积极之手段以攻为守，与抱牺牲之精神，断然攻击。”面对日军优势炮火，陈诚冷静思考，清醒地认识到“此次抗战是持久战，在得最后胜利，非争一时一地之得失，小胜不足喜，小败不足忧。须有百折不挠之精神，做屡败屡战之准备”。

　　宝山县城紧靠长江入海口，激战数日，第98师只剩下战斗兵500余人。陈诚立场坚定：“如放弃，不但敌可达侧击我围攻上海部队，而使我不能立脚，以达其打通上海之目的，且我十八军全部无法撤退。无论如何，应本有我无敌之训条，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而止。”部队伤亡惨重，且无后续预备，陈诚日记不免抱怨：“此次组织之不健全，系统之不清楚，各级因人设位，而应负责者仅挂名而已，而实际负责者则无名义。”应负责者是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因为历史关系并不能得心应手指挥中央军。实际负责者是指自己，明明独当一面，指挥部队远远超过一个集团军，却无与之相适应的名义。蒋介石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题，9月21日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左翼总司令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在符合淞沪战场实际态势的同时，又同步解决了“名义”之争。

　　陈诚、蒋介石、宋美龄（从左到右）共同出席台北阳明山官邸举行的招待宴会

　　淞沪战事持久不下，日军再度增兵三个师团到达上海。顾祝同提出左翼军和中央作战军均归陈诚指挥，陈诚担心“侵犯权限”遭人嫉妒，转念一想“不能负责、不肯负责，则又将如何”，决定“先占领大场至陈家行之线守势待机”。但蒋介石下令广西军队从蕴藻浜主动出击，究其原因，陈诚日记明白写着：“（10月17日）下午三时，谒委座，谈：一、如何使上海战事维持至明春（因罗斯福有问及此）⋯⋯”此外，白崇禧“要争桂军面子”，亦主张实行中央突破，从南翔、真如间压迫日军。21日晚上，八桂子弟全凭血肉之躯猛烈冲锋，虽然极其勇敢，终究无法突破敌人坚固阵地，仅旅、团长伤亡就达14人之多。

　　上海陷落，陈诚不主张再守南京，据其12月12日日记，蒋介石曾经同意不守，“而唐生智判断敌情错误（以为日军不攻南京）及不知我军力量，而求出风头，而复决定守城，致有此惨败”。综合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时对苏联出兵极为期待，执意要守南京，才有失意军人唐生智的坚决“跟进”。由此可见，所谓“功过并录，不能蔓饰”往往是记主不易做到的难题，后人从日记角度研究历史不能不有所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