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封面

　　文/岳南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转眼已是九十年，有许多地方许多人开始组织活动，从不同的角度纪念这一载入民族史册的大事。自然地，我也要在这个光荣之日到来时刻，就陈总司令的位子问题谈一点感受。

　　大家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年底迁到北京。蔡元培长北大后，于1917年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继续发行，并得到了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大力支持，1922年休刊，前后只短短的七年，可谓英年早逝。但这份刊物以它独特的风格和锐气名动中国，得到许多青年的热烈追捧，当然也遭到“八面非难”，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之辩护。最终，由《新青年》肇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

　　1931年8月下旬，原“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于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马星野(原单名伟)就《新青年》时代的北大相关人员的情形进行了回忆，马星野于26日晚上将罗的口述整理完毕，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1978年，罗的女公子罗久芳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台湾《传记文学》发表，这段珍弥足珍贵的回忆录始与公众见面。

　　据罗家伦说：“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

　　沙滩红楼——原北京大学主楼，五四运动策源地，现已改为五四运动纪念馆(岳南摄)

　　除陈、胡、钱三位号称“文学革命”的主将之外，罗家伦还谈了对《新青年》周围其它几位摇旗呐喊者的看法：“《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1]

　　沙滩红楼内原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李大钊/毛泽东曾在此工作过(岳南摄)

　　罗家伦所说事实大体不差，但在对待人物的评价上却不免有失偏颇。在他的眼里，于新文化运动之初写白话文小说者，绝非经国之大业，亦非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开万世之太平之类的经世学问，只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无聊”的把戏。在说到《新青年》编委的几个人，并提到刘半农时，罗用了颇为不屑的口气说：“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2]按罗的观点，刘半农之被认为“走上正路”，不是因为他的“无聊小说”写出了什么名堂，而是后来他赴海外留学，攻研音韵学、民间语言文化等被视作深奥“学问”的缘故。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当时虽然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瞩目和相当的反响，但罗氏仍认为是一个“打边鼓”者，几近于他心目中和刘半农一样的“无聊”。随着历史的进展，世人对这段史实的评价才慢慢得以转变并趋向公道。

　　就当时发起的“文学革命”而言，陈独秀是各路诸侯公认的“总司令”，陈氏与相当于副总司令或总参谋长或曰军师的胡适在发表的政论文章中，极力提倡一种与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甚至相背的另类文化，并竭力主张废除经文，对于以孔孟文化为核心的“吃人”的伦理道德体系，欲以全面摧毁，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猛烈攻击。胡适坚决地认为：“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与此同时，胡适更为激进地高呼要打倒铲除孔家店，“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吴虞文录》序》)同在北京的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钱玄同等人的鼓动劝说下，均加入了这一阵营。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号称“铁屋子的呐喊”。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和胡适等人成为同一条战线的盟友。

　　五四运动过后，蔡元培重新返校与同人于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西山卧佛寺留影。

　　自左至右：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正是缘于这样一种志同道合的友谊和相近的思想文化观念，鲁迅才说道：“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改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这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一个青年会上所讲的话，尽管此时因为陈西滢、徐志摩、顾颉刚等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一“公案”，从而惹得鲁迅大为不快，连同在背后为其撑腰的胡适(鲁迅当时这样认为)也一起结怨，但鲁迅在谈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时，还是光明磊落地提到了胡适，并把首倡的帽子给予了他。1932年，鲁迅把这篇名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稿，作为首篇收入他的《三闲集》中。20世纪50年代，就像胡适在大陆被否定一样，鲁迅在台湾也同样被否定。在这样一个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胡适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仍没有忘记鲁迅的功德，并公开为鲁迅说公道话。1958年5月4日，在台北召开的中国文艺协会会议上，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题，发表演说：“我们那时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创造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创造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结果，他们觉悟了，古文时代已经过去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这个运动，他们兄弟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

　　除鲁迅之外，对于陈独秀和胡适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毛泽东于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讲话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的，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当时只是触景生情，随便一说，没有人真的把这话当作“遗志”来继承和完成。

　　不过当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在五四运动的发韧地却出现了一件与此相关的怪事。

　　2001年，在北京新建成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段，紧接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十字路口，有关部门不惜动用纳税人交来的资财，拔地而起了一座4.5米×8.2米，重达4吨的庞然大物——不锈钢雕塑，题额“翻开历史的一页”，意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青年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头像，以青年毛泽东为中坚，其余几人围而聚之，各摆出不同的动作和架式，以表示当年五四运动轰轰烈烈之场面。望之大气磅礴，光彩夺目，灿烂辉煌，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效果。但令人不解和愤然的是，整座雕像却不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与另一位领军人物——“有功的”胡适。如此明目张胆地置历史史实于不顾，随意篡改历史，妄断人物的做法，受到了具有良知的社会知识分子猛烈抨击，学者雷颐撰文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竖立的“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仍然为“左”的观念所囿，罔顾历史事实，依然不愿“还历史本来面目”，不愿为陈、胡“恢复名誉”。这说明“新时期”开始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待深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确不容易。而其后果更严重也更值得重视。现在常常有人在“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前照相留念，但留给他们的，将是没有陈独秀，没有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最后，雷颐呼吁：对这种纪念性公共艺术作品，制作者对相关的事件或人物要慎重考虑，而“公众对此更有参与的权利，即有权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有关方面事前应公布方案，广泛征求意见。总之，公众应参与‘公共记忆’的形成过程，而不能由少数人来影响、决定我们的‘公共记忆’” 。[3]

　　位于北大给楼东侧的不锈钢雕塑纪念物，前为两个青年正在拍照(岳南摄)

　　面对来自各方的抨击，该雕塑作者之一李东言在媒体上抛出了《没人否定“陈总司令”》一文，强词夺理地为其所作所为辩解：“至于浮雕上没有陈独秀的头像，即不是由于我们‘顺风说话，看官爷脸色下笔为文的扭曲的文化性格’，更不是我们有意背离历史真相。为了突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我们选取了他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书影刻在雕塑的显著位置。刻《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杂志的书影而不刻头像，完全是出于整个雕塑构图的匀称和美观考虑，绝不是‘非好即坏，非美即丑’的简化思维方式和‘成王败寇’的思想方法做崇”云云。

　　面对李氏强词夺理的狡辩，学者牧惠以《还是不明白》为题，悲愤地指出：“读毕这段话，我更加困惑。用《新青年》的书影而不刻头像，是‘为了突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那么，怎么解释上面却有李大钊和鲁迅头像呢?把他们刻上去，是‘为了突出’还是为了缩小也属《新青年》大将的李大钊、鲁迅的作用呢?对于属于陈独秀们学生一代的毛泽东(是陈独秀劝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毛泽东也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它任何人”;胡适之《非留学篇》中有“我的学生毛泽东”句。——以上引文见《陈独秀与中国名人》，朱洪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为什么在雕塑中占那么突出的位置?李东言先生未加解释，因此我也不便妄加猜测。说到弘扬五四运动精神，我以为，浮雕上刻呼唤被冷落多年的德先生、赛先生归来的相关内容，似乎也比在上面刻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长沙》更合适。”[4]

　　对于这座没有陈总司令的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雕塑，各路学者在强烈抨击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发出了“总有一天这个雕塑得推倒重来”的预言。如果不幸而言中，那时的中国人或许才真正摆脱精神之桎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吧。

　　——历史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