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处沿海，很早就已使用洋银，而大量生产银元则是民国以后的事了。由于筹建较迟，才开工就奉命停办，再次设局后只生产铜元，因此龙银上镌有“浙江省造”者十分稀少，七钱二分银元有此字样者就更稀少了，目前存世有“光绪二十三年”、“魏碑”(或称草书、尒宝)及“浙江楷书”3种，皆为清代银元的珍品。

　　浙江银元局的开办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由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奏准所设的浙江银元局，自德国购置机器后于光绪二卜五年(1899年)正月开制。后来清廷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徒糜经费为由，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造银元，因此浙江局于那年七月奉旨停办，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存世的浙江省造光绪二十二年“一角”与“二角”两种小洋，有说系委托他省代制，不过，一般而言代制的钱币应仍然镌委托之省的省名;但当时浙江并无正式造币设备，应是由杭州兵工厂所出。

　　浙江光绪二十三年与魏碑版银元

　　光绪二十三年版银元因币面上镂刻年份，故制作时间无争议，其出处与“安徽二十三年”同，是德国代刻的样币。魏碑版银元早期被认为是光绪二十八年试制的样币。后泉界在王荫嘉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泉币》第20期中了解浙江魏碑银元乃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制，小毫稍多，“半元”及“一元”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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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浙江省造光绪元宝三钱六分银币

　　魏碑版银元产量不详，没有大量流通，在张璜编著的《中国银元及银两币目录》内亦有论及：“此币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铸就后即送往上海银行公会请求允与流通。盖上海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后经该会化验认为含银程度未够标准，须打折扣流通，谈判未有结果，浙江当局宁可收回熔毁，已流通者听其自然，故流传于市者甚稀。”査魏碑版制成的时间在蒋保厘出示盒装开制原品后，其跋文所记与银元局设置时间吻合，故可确定为光绪二十五年，张璜对此的记载显非正确。另书内所提到的上海银行公会始于1915年(民国四年)，正式成立则为1918年(民国七年)，应该是记错了对象，可能为成立时间较早的钱业公所。至于内容方面，王郑蒋(保厘)张四人不谋而合，因此张璜对魏碑版未能通行的论述应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

　　龙银大珍——浙江楷书

　　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的出处在早期不太为人所知，仅知是样币，近年由于国外文献逐渐披露而明朗：光绪二十七年浙省再度设局造币，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在次年三月接获伦敦贸易商代购机具的订单。从订单中获悉，整厂产能为每日银币或铜币5万枚，机器与模具皆于同年运交。由此得知，浙江楷书乃系伯明翰厂所代制，其确切日期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但浙局在光绪二十九年开制时只生产铜元，未制作银元。浙江楷书版光绪元宝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为清廷代刻的龙银模具中的最后一套，也是唯一完成于20世纪的一套，全系列存世计有“一元”、“二角”、“一角”及“五分”4种，独缺“半元”，伯明翰厂档案簿内有“半元”的记载，不过没有尺寸资料，可能是大部分地区都不通行这种规格的银元，所以在列入计划后被取消，未见实物。部分“一元”样币为银质，也有铜质及铜镀银样币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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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浙江楷书”样币全套

　　楷书版未量产的原因

　　浙江楷书版为何未能量产?从浙江再度设局后海关编写的贸易总册中可看出端倪。根据光绪二十九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对新厂开制时间及状况的记录“4月间杭州之铜元局开制当十铜元，以一台机器每日出铜元12万枚，初时每鹰洋一元可换铜元110枚，以期人之乐用也。继而减至每元100枚，后知仍有违禁运往上海者，因该处市价每鹰洋一元只可换84枚也，故于7月间又减至每元90枚”可知，清末民间以当十铜元为小额交易的主要通货，有一段时间由于铜价上涨，银币相对处于贬值状态，制造铜币的利润高出约3倍，因各厂皆赶工生产铜元牟利。此后海关连续3年皆有详尽记录这种情况，当时海关负责编纂《贸易情形总论》的造册处税务司马士说“各厂无暇制造银元之故，即为赶制铜元”。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35年，1904-1908年就职于海关造册处，1909年退休后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外交关系与汉学的著名专家。马士也收藏中国钱币，其中部分藏品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将文献对照之后可知，浙江造币厂再度筹办且向国外订购机具时，伯明翰厂即雕制不同币模并试制数套随机器一同送交。而浙厂开工后却因生产铜币更有利可图，遂大肆滥造，从而影响了银元的生产;浙厂急于开工赶制铜元，而银元则因市面已有充沛鹰洋可用，自制银元计划被冷落而终遭弃置也不足为奇了，因此，用“生不逄时”来形容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未被采用，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