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一下简称《意见》）。

事实上，早在8月底，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9月份北京市将提供三点半后全覆盖的课后服务。

政策已实施月余，蓝鲸教育在走访了几所小学并询问了多个家长、教师，深度探究后发现，北京课后三点半托管政策在具体落实中，存在着多方意见。

打了折的课后托管

事实上早在九月份正式下发文件之前，大兴区和海淀区就已经开始试点课后托管服务。最初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由义务教育学校为学生提供体育、文艺、科普等内容的课后托管服务，时间上每周至少3天，每天不低于1个小时。

而在随后的金秋九月，北京的课后托管服务拟扩大到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实现周一到周五课后托管服务全覆盖，方便家长在下午5点半左右接孩子。

北京的校内托管班主张自愿原则，且免费提供服务。但老师参与课后托管有相应的薪酬，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补贴。至于托管班的内容，以体育、艺术、美育为主，老师也可以答疑，但不允许集体上课。

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家长们却存在多方意见。

“政策出台是好事儿，而且家长也特别盼望出台这个事儿，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又有些不尽如人意。“一位家长向蓝鲸教育表示。

北京市要求课后托管的内容与形式为“开展课外活动+提供课后托管服务”。而就目前来看，不少学校目前仅能提供托管。一位身处石景山的小学家长就向记者表示，学校提供的托管服务活动过于单一，老师们更多的是起到看管孩子的作用，因为政策上不允许讲课，所以也谈不上督促辅导作业。

托管的质量也在打折扣，一位看班的老师向蓝鲸教育透露，“就我看班的情况来看，孩子在这两个小时可以说是无所事事。一年级的小孩根本坐不住，恨不得在地上玩儿，不停地在跟你说话，维持纪律也不听。高年级的小孩儿也一直在交头接耳，真正能完成作业的少之又少。”

这与家长预想的课后托管服务大相径庭。而某些一刀切的政策则又打消了不少家长的托管意愿。

海淀区某所小学向家长征求意见，最初一个班40个学生，有32名学生的家长同意托管服务。而当老师把具体的细则发过来之后，最后没一个人选择托管服务了。家长们意向的转变如此之大在于，学校征求意见时表明周一到周五必须将孩子托管到学校，不能请假，否则不能参加托管。

“我们班其实每个孩子一周都有一两节课外班，学校这样一刀切，那我们花了很多钱报的课外班怎么办？“一位海淀家长表示：“并且学校在调研的时候并未详细征询家长的意见，甚至连座谈会也没有。”

师资储备不足vs家长需求多样化

“时间太紧了”，一位房山的老师对蓝鲸教育说：“我们当时差不多今天开会，下发了有关课后托管政策的文件，明天需要把家长的初步意向统计出来，后天就开家长会说明情况，然后就迅速实施托管政策。根本没有太多的准备时间。”

仓促上阵之下，不少托管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一位教师向蓝鲸教育解释说，家长们对于托管服务其实存在认知偏差：“说白了，家长理解的这个课后辅导就是老师看着你写作业。有老师在，为学生答疑解惑，督促学习。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家长抱着这样的心态，既然有老师看管，那我可以晚接一会儿孩子，这样还省事儿。这导致有一部分的家长自动放弃了对孩子的教育责任。”

但实际上，课后托管服务只是为那些双职工且无力接送孩子的家庭提供托管服务。这种认知偏差其实也会让托管服务未能真正服务到有需求的家庭。

家长们希望课后托管的“附加值”更高一些，然而学校目前的师资和储备不足，不少老师表示，他们也是有心无力。

目前北京市的中小学校基本实行轮班制，每个老师都会承担看管托管班的任务。“这其实增加了老师的额外工作量，老师有家庭，那势必就会影响一部分老师的个人生活。”一位小学教师向蓝鲸教育表示。这位老师以自己的情况为例解释说，我们一般的需要七点半到校，六点就得起床，晚上五点半下班，中间不可能回家。基本在学校待十二个小时，回家还得备课，很辛苦。如果除了在托管之外再增加一些丰富的课外活动，教师的负担更重，私人时间被压缩，照顾不了家庭、孩子。

而在政策实施初期，很多细则都没有完善，不少一刀切的政策也带来了区域性问题。

房山区的小学教师解释说：“这项政策其实更多的是面向城区双职工的家庭的，但是像房山这样多农村家庭的孩子，大多不存在双职工父母无法接送的问题。且放学的时间要求是5:30，这对于城区的孩子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农村大多没有路灯，这又为孩子们的放学带来了安全隐患。”

“三点半放学”问题由来已久

事实上，“三点半放学”问题由来已久。中小学放学时间普遍在三点半左右，而父母都是双职工且无老人帮扶的情况下，接送孩子成了不小的问题。社会上因此催生的课后辅导班、托管班，牌照和安全等问题都难以保障。因而由学校和政府来承担托管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要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家长需求，探索实行弹性离校时间，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

针对此，各省市陆续开展落实课后服务。在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目前已有25个省市下发通知制定政策措施以解决“下午三点半难题”。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只是北京市，不少省市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针对课后托管服务，服务的供给方不应只是学校。在北京市的托管文件中也指出，可引入具有一定资质和良好社会声誉的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积极动员家长委员会、校外教育机构、社区、关工委、志愿者团体、公益组织等方面的力量，联合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然而，目前政府的扶持力度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需求。南京市教育局副巡视员杨林国就曾对央视表示：我算过一笔账，平均7.2万个学生到每一天，一个孩子市级专项就一块钱，我们是没办法请到这样的一些专业能力的人来参与这项工作的。

有不少学校探索出了“免费托管＋个性服务”的路子，但是这也随之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没有交钱的孩子怎么办？会不会因此带来利益输送？

针对此，教育专家熊丙奇面对中国网的采访时表示，治理“三点半”现象，需要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学校管理改革，实施弹性离校。

而教育部长陈宝生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接下来一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二要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三点半”难题涉及的相关政策问题。比如3点半到5点托管孩子了，老师的劳动时间加长了，负担就加重了，相应成本怎么分担，相应的劳动法规怎么调解。

而回到原点，家长们最大的希望依旧是能够真正落实课后服务。一位家长呼吁：希望教育部能真正落实课后服务，要差异化去对待，不能一刀切，根据家长需求开展相应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