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决战，以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而告终。对于这一结果，历史学家纷纷寻求答案。诸如金冲及等人的研究，即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杨奎松等学者利用丰富的档案，做出了极具解释力的研究。《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台北辅仁大学教授林桶法也分析了国民党失去大陆的缘由。

林桶法的分析，主要侧重从国民党一方的败因进行探讨。如领导者特质方面，林桶法认为，蒋介石的正面特质包括：一、为人勤俭，不贪污。有人称蒋为四大家族之手，但蒋在财务上名主要用来维持政权，不只是为个人。二、坚持民族主义，有抗日决心，而且经常抱怨美国干政，且有抵制。三、性格坚毅，大部分时间筹谋国事，经历各种挫折都能坚持。四、大量阅读各类书籍，汲取精神营养。其性格的负面因素有：不善于利用群众，社会观点保守，重视嫡系与乡党等等。在我看来，此处若能引入毛泽东的领导者特质做一番比较将更有意义。

仅从领导者特质当然不能解释国共两党的决战结局，国共内战毕竟不是两人素质的比拼。林桶法认为，蒋失败的重要原因还包括以下几点：

一、过于依赖美国。抗战胜利之后，蒋需要美国强力支持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二战之后世界的主导国；战后中国百废待举，经济困窘，尤其需要美国协助；战后中国复员尤其需要仰仗美国。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外交一直贯穿着两条原则：一是美国的利益，二是现实主义。美国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远东秩序，支持一个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苏联主导中国政局。对于蒋介石最需要的美援，魏德迈1945年11月10日从美国返华后向蒋介石报告说，杜鲁门支持他，但参谋首长联席会不完全赞成，并强调美国军队不会介入中国内战。

在美国，由于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总统经常受制于国会或其他势力。林桶法叙述的这一事实，在此前齐锡生先生《剑拔弩张的盟友》一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方人员，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充满了冷血计算和利益考量，他们一直怀疑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总是希望用最小的支援换取最大的利益。中国在抗战期间得到的美国援助，不及美国支援英国的零头，与苏联得到的美援相比，也如一毛比之于九牛。

及至内战爆发，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不仅及时、迅速、力度大，而且充当了中共军队的根据地。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林桶法的叙述显示，内战爆发之后，美国逐步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支持。而蒋介石因为过度依赖美国，反而失去了独立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先机。美国方面认为，蒋介石策略失误，将最精锐的部队运到东北，结果受到拖累。蒋介石指出，“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上都感到兵力单薄……”蒋囿于配合美国战略，失去了主动布防的机会，而美国人对蒋的要求是“压”、“拖”、“弃”、“断”。在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最终获得了胜利。

二、处理中共问题失当。蒋自“清党”之后，一直坚持“剿共”，未能容纳中共改组联合政府的主张。此外，他没有在绝对的战争与绝对的和平中选择其一。

三、蒋介石个人的领导风格。黄宇人称，蒋以个人为第一，权力为第二，儿子第三，国家第四，其二十年之工作，完全为保持自己的权力。他主见甚强，要求部属绝对效忠、服从，自视甚高，具有使命感，不信任部属，有坚持与妥协并存的矛盾性格等。他频频干预政务军务，甚至直接指挥将领作战。但是，他有时又不能坚持正确意见。东北战局渐渐不利，蒋有意将军队撤回关内，但马歇尔不同意，蒋就妥协了，致使国军主力被消灭。这种坚持中的妥协，有时成为战局中的致命伤。

四、党政派系纷争严重。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第五章的叙述中，金以林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三种类型。第一阶段主要在抗战前，第一种类型，孙文去世后，汪精卫、胡汉民等派别的政治势力，均以孙文的继承者自居，争夺“党权”最终，蒋介石凭借“军权”打败或平衡党内各派势力，确立自己在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第二种类型，则是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纠葛。第二阶段，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无人能够挑战蒋介石代表的“党统”，其后的党内斗争，表现为第三种类型，即在蒋介石之下，各派系之间纠纷不断。

五、军事失败，尤其三大战役让国民党军损失150万精锐部队。军事失败的原因包括五点：1、师长以上将领无作战与牺牲的决心，缺乏战斗意志，畏缩迟疑，对命令不彻底奉行。2、国民党军中的中共情报人员。如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胡宗南身边的机要人员熊向晖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大陆学界甚至传言，卫立煌本人是中共地下党员。3、军系间互相猜忌，不协同作战。4、制度问题。国军部队通常只服从有渊源长官的领导，另派将领常常无法调动部队。5、战略问题。主力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机动性不足；战略战术不能有效执行。

六、官员贪污与学运动荡民心。蒋及国民党领导均将学运归之于中共的策动，但缺乏检讨是谁给中共运动学生的机会。

七、通货膨胀。由于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贪污腐化，使得国民党人心尽失。

不难看出，在林桶法列举的因素中，军事失败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军事失败的核心要素在于，蒋介石忽视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表面看来，中国的内战是国共两党之战，但是，在此期间，美苏分裂冷战局面的形成，以及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决定了国共两党决战的结局。没有苏联和朝鲜在东北对于中共的支援和帮助，中共军队很难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1946年7月27日，苏联宣称已经遵照约定从中国撤军，但美军仍在中国，苏联不能坐视美国对华政策。1946年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被中止。紧接着，英国也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直到1948年5月26日，马歇尔才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显示，早在1945年，苏军已经默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到9月后，中共进入的军队从最初的2000人发展到4.6万人。其后，中共军队进一步扩大，并得到了苏军支援的大批军火。

未能看清战后大局，是蒋介石一大败因——显然，美国绝不会为了中国而公开得罪苏联。而苏联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类似，纯粹出于利益考量，斯大林有意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国政府，以维护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起初，苏联不知道中共军队的实力，对中共信心不足，更属意于蒋介石。只是因为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这才全力支持中共。显然，蒋介石没有看清这一点。而蒋介石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在1948的美国大选年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不料杜鲁门大逆转，成功连任总统。之后，杜鲁门斥责蒋介石为“盗窃美国7.5亿美元援助的窃贼”，并试图以其他代理人取代蒋，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触。

内战战场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援助上的屡屡受挫，使得国民党由强转弱。此时，苏联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大。可以说，在国共决战中，辽沈战役是决定性的转折。美国人幻想毛泽东成为另一个铁托，这个愿望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彻底落空。显而易见，自晚清以来，俄国、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美国与日本。这些影响的后果，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被民众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