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任弼时在西柏坡（资料照片）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极富人格魅力，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很少有人得到这么多的诚恳好评——刘少奇说：“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叶剑英评价他：“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胡耀邦也曾说过：现在我们党内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任弼时堪称共产党人的明镜，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明镜。

在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中，多数时间身居中枢要津，但他从不以权谋私，始终廉洁自律。他以“三怕”著称：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他常说：“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的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决不能做特殊党员。”

他言行一致。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正值陕甘宁经济最困难时，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任弼时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开了一块地，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还积极参加纺纱，向359旅的王震要了一部纺车，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他眼睛近视，开始纺的纱不是粗细不匀，就是常常断头。但他不怕困难，虚心向妻子和其他同志学习。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了纺纱比赛，任弼时因量多质优被评为第一名，纺的纱还拿到生产成果展览会上展览，一时传为佳话。周恩来惊讶地问：“你怎么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指着陈琮英：“我有家庭教师嘛！”

任弼时在延安中共中央秘书长任上，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他深知群众疾苦，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中央纵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文电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他总是告诫部下：“边区政府也很困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东西，可以要一点；有些东西可要可不要，没有那东西也可以过日子！”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任弼时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他盖的被子，是1935年长征时战士送给他的战利品；一条毯子，是1934年红六军团突围时缴获敌人的；一条背心是陈琮英在延安时用一条毛围巾改织的。

任弼时有个22年不见的妹妹，叫任培辰，培辰希望哥哥能出面写封信给湖南省委，为丈夫谋个工作，但他婉言拒绝了。他对妹妹说：“这虽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你们的工作，当地政府是会安排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弼时仍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常说：“进城了，我们更要注意节约。”1949年中央机关进城后，任弼时先住在香山，因离城较远，工作不便，便搬到景山东街居住。但这里离马路太近，环境嘈杂，不利于重病在身的任弼时养病。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病情，找到一所环境幽雅的小院子。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换房：“这不行，那房子已经住着一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怎能为了照顾我一家而让他们搬走呢。”后来，大家又建议他买座适合的房子，换一个环境，他再次否定。就这样，他一直住在景山东街，直到去世。

任弼时平时一副“老头儿”模样，其实极为博学多才。他擅长绘画，爱好文学，好弹钢琴，会摄影、拳术、打猎、钓鱼，还会开车。他从小喜欢美术，三四岁起，父亲就教他描红识字，绘画刻章。1930年5月上旬，任弼时偕陈琮英到武汉，与贺诚夫妇主持的中央军委长江秘密联络点——华中大药房取得联系。省委的同志打算为他物色一处僻静的住所，任弼时说：“越是热闹的地方越能避过敌人的耳目。这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在汉口日本租界内的闹市区中山路，租赁了两间住房，摆成画像馆，以画师的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墙上始终挂着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也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在热情接待的同时，漫天要价，把来人一一打发走。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他以画师身份掩护湖北省委书记的身份。

鲜为人知的是，任弼时还是一位神枪手，据曾在毛泽东警卫班当过班长的武象廷回忆，西柏坡时期，警卫班曾同任弼时有过一场比赛射击，打40公分的靶子，距离40米，用美制卡宾枪，每人打三次，一次卧姿，一次坐射，一次立姿。比赛结果，警卫班成绩最好的战士27.8环，任弼时是30环。

任弼时的人格之所以如此富有魅力，如此受人称道，是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百姓的疾苦。他曾针对官僚主义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过上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此番深刻的警言，经历半个世纪后，话犹在耳。（刘 波）